蔣介石借“廖案”之機，短短一個月將許崇智幾萬兵馬鏟除幹淨，自身一躍成為廣東“軍頭”。
有好事者為許崇智的遭遇憤憤不平，他們懷念張民達，認為如果半年前張民達不意外身亡，蔣介石不至於得逞。
張民達何許人也？
張民達出生於廣東梅縣人，菲律賓華僑。1915年加入中華革命黨，1918年加入粵軍許崇智部，出任軍事委員、副官、營長、團長等職務，1924年成立建國粵軍，張民達升任第二師師長，死後被張民達追贈為陸軍上將。孫中山對張民達有很高的評價：“幹革命，有兩達（指張民達和鄧演達），革命有希望”。
張民達生前是第二師師長，粵軍名噪一時的悍將。1925年4月，第一次東征結束後，張從梅州搭船去汕頭見許崇智，因連日大雨河水暴漲，在韓江意外翻船溺水而亡（遺骸於1926年春在下遊找到）。
張從軍之前是革命黨的著名“刺客”，曾向孫中山主動請纓刺殺袁世凱（為孫不允），後參與過刺殺北洋的龍濟光、滇軍方聲濤，據說海軍總長程璧光也與之有關。
張民達性格剛烈，敢作敢為，深得孫中山賞識，也是許崇智的心腹愛將（孫中山去世後，許崇智很難過，但還喝得下牛奶，得知張民達遇難，許崇智悲痛得連牛奶都喝不下）。
但同為許的左右臂，張與蔣介石的矛盾很深。硬漢作風的他，看不慣蔣介石在許崇智麵前表現的一貫恭順，認為蔣這人“虛情假意”，實則是個偽善的陰謀家。
張曾在部下麵前大罵蔣介石是“契弟”，並揚言“此人若不早除，日後必是個大奸賊”。
張民達發生意外後，由旅長莫雄補缺第二師師長，莫雄雖然也是打仗的猛人，但政治覺悟和膽識終不如張。
好事者認為，若張民達不死，驅許事變發生後，其必然會奮起反抗，時粵軍對蔣不滿者亦不在少數。張作為許的嫡係，旗幟一旦揚起，必牽一發而動全身，則蔣的計謀不僅不會得逞，反而會因此結束其在廣東的職業生涯，也就沒有隨後的一出出大戲了。
如此，北伐後的天下歸粵軍所得，絕非憑空臆造。
但是，好事者們忽略了一個關鍵因素：蔣的驅許行動，有背後國民政府的撐腰。蔣雖進入了“廖案”特委會，當時尚不是常務委員，沒有國府主席汪精衛的點頭，那可真就是“犯上作亂”了。而當時的廣州國民政府背後還有老板，那就是蘇聯人。
1925年7月，剛驅走滇桂軍而新成立的廣州國民政府，北有虎視眈眈的北洋直係軍，東有勁敵陳炯明部，南有獨樹一幟的“八屬聯軍”（由老一派粵軍成立，與陳炯明關係親近），可謂四麵楚歌，岌岌可危。
在外部環境如此複雜和險惡的情況下，國民政府仍果斷實施“攘外必先安內”政策，自剪羽翼，清理門戶，可見其必有深思熟慮之處，主要影響因素有兩個：
其一，經過革命洗禮、嚴肅刻板的蘇聯人看不慣地方色彩濃重、自由散漫的大部分粵軍，認為他們與心目中的“革命隊伍”大相徑庭，難以擔當大任。而一向克己慎行的蔣介石，則成為他們扶持的新力量。
其二，在傳統“地盤主義”影響下，軍隊把持地方財政，中央財政得不到統一，政府公信力難以樹立，蘇聯人要打造的革命凝聚力無從談起（廖仲愷被刺，深層次的原因為國民黨的左右派之爭，而直接原因則是廖的財政改革措施遭到老一派粵軍軍頭的強烈反對）。
所以，廣州國民政府自成立之初，就有整頓粵軍的計劃，廖案的意外發生，則落實了領導者的決心，加速了這個計劃的實施。
因廖案引發的“倒許”行動，表麵上看起來是權利之爭，驅動力量則為背後深層次的政治因素。蔣介石的高明之處，則是很好的借助了這股東風，果敢行動，實現了權利的跨越式迭進。
張民達個人英雄色彩濃厚，其在的話，興許能在倒許運動中產生一些波瀾，但個人行動終究不可能阻擋滾滾前進的時代車輪。
所以，張民達不死，隻能說蔣介石的倒許行動或許“沒那麼容易得逞”，但絕非“不至於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