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事件，凸顯出警方打黑除惡威力僅及一般的“小混混”，並沒有觸及到這座城市真正的黑道分子，才造成警方打黑除惡進行同時，還發生黑道分子公然槍殺代表錢金豹的重大案件。
這讓他喘不上氣來。
誰都知道，代表這是一個極其敏感的字眼，過去許多年來雖然根本不算神馬，沒人會太在意這個名稱，隻是一個符號而已，然而，如今這一稱號卻是越來越重要和敏感他當公安廳長這些年，命案沒少破，大案要案更是家常便飯，軍令狀也沒少立，幾乎都是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關注和批示的大事件，而每次立下軍令狀都是因為領導高度重視，命案死者重要，盡管他的運氣始終不錯，步步高升，然而他心裏是苦痛而慚愧的，他曾經當過局長的一些地方，仍有一些“懸案”、“死案”留下，至今未破。
人不是神，公安廳長也不是能掐會算的半仙兒，肖子鑫感到難過和慚愧的是，在這個社會裏，死一個人，身份不同，受重視程度和影響不同，結果也大相徑庭。
每一次立下軍令狀，他的身心仿佛都在呼嘯著，那是一種職業和現實碰撞出的呼嘯，正義會帶他去現場，而現實會拉上窗簾，那窒息般的壓迫之後，就是靈魂在屍體前的翻滾。
就在認真聽著耳邊分析的時候，他的思緒萬千，飄浮到很遠去了。
這些年來，人變得越來越不怕死，犯罪率居高不下，他在懸圃縣、大國縣和前麵市委秘書長分管的部門留給後任的那些“懸案”和“死案”，沒有一宗是他立下軍令狀而破不了的，恰恰相反，凡是後來沒破獲的懸案死案，大多數都是沒有立下軍令狀的並非他不努力，天朝國情如此，其中原因錯綜複雜。
案發一星期內，總是“熱案”，也是最容易破案的階段；那些生前有身份地位被領導要求立下軍令狀的，由於投入所有資源，這一階段基本已經可以拿下，而拿不下的則是普通命案，一星期後就會變成為“溫案”；若一個月仍未破案，這宗案件就會變成“冷案”。
那些冤魂從此以後就降溫在他辦公桌卷宗的工作背後，所謂“懸案”和“死案”，簡言之，就是經過一番努力後，仍然未有重大線索或有線索但查來查去又都查否，一周內其他新案件不斷出現，再加上未破舊案，他不得不分散人力和資源；因此案件開始“降溫”，他必須調派人力和資源去處理其他新發生的案件，辦案人員就會減少。
過了一個月後，案件轉為“冷案”，負責人員將會更少，屆時主管局長就必須重新評估破案的幾率了。警力、資金、新案……最後“冷案”變成懸而未決的“懸案”或者沒有線頭的“死案”。
他無法跟人訴說的愧疚在於，這些普通冤魂帶著他在人海中旋轉了幾個星期後，局裏已經沒有經費和精力再度陷入難舍難分的追查之中去。
這座省會城市近幾年有40多萬件案件沒有破，也就是一年5、6萬……他接手後這幾年，省公安廳所屬單位也主要是放在突發性大案要案上，他知道自己沒有精力和能力解決所有事情……打擊犯罪，要建立起長期、良好的常態機製來打擊，不能是動態的。
他眼下要做的就是盡全力讓市公安局偵破錢金豹案。
史前進副廳長已經接到他的指示，參與指導工作！
在漫長的生活中回首往事時，他常常把這一切錯誤歸咎於那種桔紅色的光線之中軍令狀。
每有命案發生，作為警方首腦他的第一本能就是盡一切所能希望破案，但由於被殺的人身份不同，領導重視程度不同，凡要求他立下軍令狀限期破案的命案，就意味著政府決心全力以赴，不惜一切代價破案，包括強大的組織保證和資金來源，舉全社會之力，來破一個案子，這一點無論從理論和實踐都一再證明，在中國是沒有完不成任務的。
而他，也同樣地要求下麵各個市公安局主要領導跟他簽訂軍令狀！
他比任何人都再明白不過，他立下的軍令狀與其說是拿自己的烏紗帽作為行動風險保證，不如說是政府舉全社會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為他的運氣打了保票更合適，而那些生活、掙紮在社會底層因各種俗事或糾紛被殺害的人因為身份低微，雖說案發後他也窮盡所能，但時過境遷，經費有限，新案頻發，除了他們的親人還會記得死者，事實上他們的命案隻能成為被壓在案卷最底層的卷宗了，沒有意外，隻有遺忘。
過去在下麵作為公安局長，如今作為公安廳長，他知道人的生命價值都是一樣的，可實際工作中又總是身不由己地有所區別，有些命案破了，立功受獎，而有些命案至今未破他已離開，他既不能對未破命案的深層次問題提出質疑，又總是隱隱約約感到對不起那些獎章和功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