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店老板見了，不過意，又不解：“你們幹嗎遭這個罪呀，都是省裏的大幹部，又有車，幹脆少幹點，早晚回縣城大賓館住多好！”
張海山副總隊長笑笑：“不用，將就住吧！”
老板哪裏知道，這個麵容樸實、和藹可親的人經多見廣，多豪華的酒店也住過，多豐盛的酒宴也吃過，然而，同樣是這個頭腦睿智、令犯罪分子膽寒的人辦案過程中卻最能吃苦，隨便什麼小吃、方便麵、蛋炒飯，在農村，小燒酒也行，什麼小飯館、小旅店都行，兩三塊錢的小煙也抽，五十多塊錢的好煙也行，胸襟廣闊，心態平和，無欲無求……
總之，沒挑兒。
因此深得同誌們愛戴和尊敬。
在這種條件下，晚上這些人仍然在燈下緊張地整理材料，核實具體內容，討論案情，布置次日工作，而且他們手裏的經費也快花完了。
後來有服務員偶爾聽說了，跟老板說：“哎呀媽呀，當警察也不容易呀！”
調查走訪，詢問被害人是艱苦的，經過努力，大部分婦女都已經接受了專案組調查，但也有幾個人無法找到，她們居住偏僻分散，找著也不敢說，不想說，怕談。
找人就費勁，有的家說不在，又出去打工去了，又出國了，又……
概而言之，難。
張海山和費永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親自出馬，帶五台車來到江邊，一方麵要研究涉嫌犯罪人員的心理，另一方麵要親自做最後幾個被害人和家屬的工作，打消她們的顧慮，站出來為打擊犯罪作證，自始至終，專案組都緊緊抓住關鍵環節，一環套一環，深入細致地進行工作，由內到外，由表及裏，堅持一個也不遺漏，一星期內最終感動了她們，突破了最後堡壘。
其中有一個叫徐愛敏的女人最具代表性，她的講述字字含淚，聲聲泣血。
她說一進那個別墅她就想逃跑，但當天也跑不了，因為人生地不熟，不懂他們的話，為了逃跑她跟柳雲、鄭貞子說過要跑，還有李小麗，為了逃跑，裝著給他們看，“好好幹”，找機會才能逃跑，4月4日和4月5日，薑天軍找到她們臥室讓她們趕緊下去陪客人，屋裏都是她們姐妹，因為薑天軍還經常罵她們說整死她們埋起來誰都不知道，所以一個個嚇得乖乖下樓……
這是最讓徐愛敏感到最屈辱和最難堪的一次。
她已經42歲，在家鄉是xx廠下崗工人，丈夫也下崗，兒子20歲上中學，女兒11歲上小學，一家四口人雖說日子過得緊巴巴，可她做夢都沒有想到自己到南非後會落到這步田地，被迫做出那麼對不起丈夫和兒女的事情。
那天她下樓一看，客人才20歲，就跟自己的兒子差不多，廣東人，在南非做生意，老板讓她陪，她不敢不陪，洗鹽浴後客人又跟她發生了關係，當時她死的心都有，那個小夥子跟自己的兒子一樣年紀啊，羞辱心讓她淚流滿麵。
可是在那種情況下，她實在也沒辦法，要活命，不挨打，隻好認命收屈從，在客人走之前，她跟他偷偷要了60元錢（蘭特），因為她想往家裏打電話，買一個電話卡是60元的，另外，她們如果不跟客人要小費，於濤和薑天軍還罵她們傻b。
要了，完事還要被他們要去，到不了自己手裏……她們經常哭，偷偷的，不敢讓人知道，知道了還要挨罵。
在最後逃跑的那天，她之前偷出來一個避孕套和那天她接客的“上鍾卡”，上麵有她簽字和薑天軍、趙鐵成的簽名……
她說：為的就是拿回來好當證據。
張海山、費永生和所有偵查員們心潮起伏，久久難以平靜。
同時，正如張海山隊長和費永生副隊長判斷的那樣，經過他們親自做劉祥妻子的思想工作，劉祥妻子終於提供了如下重要情況：自從劉祥主動到江邊州公安局“投案自首”，“講清情況”後，回家的第二天，即匆匆忙忙離開了江邊。
情報中心傳來的信息是：目前此人在省城，還搞原來的行業。
至此，工作重心從調查核實向準備實施抓捕於濤等人轉移……
“立即返回省城！”
張海山副總隊長命令。
一上車，這些緊張忙碌了數日的漢子們就依偎在舒適的日本豐田車裏睡著了，幾乎睡了一路，他們太累了，可惜了一路的好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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