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梁佩秋和徐稚柳
作為萬慶十四年那一場大型“打派頭”行動的首犯，梁佩秋能夠活下來，在曆史上可謂一個傳奇，世人皆知所謂“打派頭”的另一重意義，就是“派個人頭”，一命換一命，自古皆是如此，說到底還是因為梁佩秋製瓷技藝過硬，活著比死更有價值，上麵故意放水，她才僥幸逃過一劫。
不過，要完成百件漢家文化瓷並不是一件易事。
皇帝對她的考驗也並不在於百件的數量，而是景德鎮天下第一窯口這個稱號所能帶給中原乃至海外的影響力。
這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的多麵配合，每個因素都至關重要，缺一不可。
雖然很難，但梁佩秋並無二選。
也隻有先一步達成這個目標，她才有可能再見徐稚柳。如果、如果三年之期的最終結果不如人願的話，那麼她和他剩下的時間，隻有這最後的三年，所以梁佩秋初一恢複身體，就將自己徹底拋入了百件瓷中。
要知道以萬慶皇帝對陶瓷的癡愛，如今整個景德鎮的製瓷工藝已臻化境，幾乎就是全方位的最巔峰，想要於漢家文化再有極致的發揚光大，實在困難。
首先看燒成工藝。燒成工藝的試金石就是高溫紅釉。
大宗開朝以來，高溫紅釉的燒製日趨成熟，以湖田窯和安慶窯的包青程度來看，這份技藝幾乎已經沒有再行拓展的空間，畢竟他們不但創燒出了令世人讚歎的鈞窯紅，還挑戰了豇豆紅和祭紅。
紅釉易流動這一問題已不是問題，想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可謂難於登天。
客觀來看，在燒成工藝上，任何的努力都不過是在重複已經達到的境界。梁佩秋所能做的，就是讓鈞窯紅更加穩定地保持在這個曆史高度。
再看裝飾工藝。
數百年的發展，青花已經探索了數之不盡的風格，萬慶青花地位無可撼動，任何的創新，都不過是在青花瓷的大海中再注入幾條細流，難以博君王一笑。
顏色釉業已出神入化。高溫紅釉、藍釉爐火純青，低溫的脂胭水、蘋果綠等色調異彩紛呈。梁佩秋嚐試做各色菊瓣盤，使得顏色釉有了一次集中的呈現。如此也不過是百件之一，遠遠不足達成目標。
再看釉上彩繪的裝飾工藝，由於皇瓷的麵世，琺琅彩、粉彩正如日中天，然而琺琅彩、粉彩工藝本身並不複雜，局部的技術難點一旦攻克，剩下的不過是畫工水平的高低，端看如何將傳統書畫和瓷藝結合到極致，顯然皇瓷已然代表了一個典型，想要逾越皇瓷，幾乎沒有可能。
如果說，在裝飾工藝上還有什麼餘地可供發揮的，隻剩雕刻工藝。
雖然自元代以來，雕刻已成為配角，原因無他，隻因青花與彩繪的相繼登場，於視覺效果上更搶眼罷了。事實上從曆史和工藝本身來看，雕刻足以與上述任何一種裝飾手法鼎足而立。
於是梁佩秋開始在雕刻上下功夫。
她花了許多心思和時間，做過無數次嚐試，終於在萬慶十六年得到一個轉機。一個來自遙遠國度的傳教士，揚言要將東方古國神秘瓷器的製作方法記錄下來，傳給偉大的歐洲國家。
這個傳教士叫殷弘緒。
許多年後的一個秋天，殷弘緒利用通郵“飛馬傳驛”，將一封詳細披露製瓷秘籍和介紹高嶺土性能的郵件，並夾帶原料標本發給了法國耶穌教會。後來這封信以《中國陶瓷見聞錄》為題，公開發表在《耶穌會傳教士寫作的貴重書簡集》上。這期簡集發行到有關國家以後，一時震驚了整個歐洲，使西洋人第一次讀到了景德鎮製瓷技法的“第一手資料”。
當然這是後話了，此時的殷弘緒對陶瓷一無所知，充滿了求知和向往。
據他所說，最早時期荷蘭已經出現過山寨版“青花瓷”。當地匠人采用從阿拉伯傳來的錫釉陶技術，製造出的產品有著像景德鎮青花瓷一樣光滑亮麗的表麵，卻無論如何都難以達到骨質堅硬的程度。
那些質地疏鬆的碗盤邊沿很容易在使用時被一點點地碰損，像是被咬過一樣出現犬牙交錯的破缺，故而曾被歐洲市場戲稱為“鼠咬瓷”。
梁佩秋告訴殷弘緒，原料中必須摻入“高嶺土”，隻用“肌肉”而無“骨骼”造不出結實的瓷器“身體”。
後來以殷弘緒寄去的景德鎮“高嶺土”作為標本，在法國土地上廣為尋找，才在摩日城附近發現了“高嶺土”礦藏，並成功燒造出真正的硬質瓷器，轟動整個歐洲社會。隨後，英國、瑞典、荷蘭等國家，都在模仿中國技法方麵獲得成功，由此翻開了歐洲瓷器曆史的嶄新篇章。
殷弘緒是個極為虔誠細致的傳教士，他在景德鎮的考察研究，仰賴於朝廷的支持，梁佩秋當然傾囊相告，以傳揚漢家之本。
她向殷弘緒展示了凝聚景德鎮陶瓷技藝精華的所有成果，並拿出了足以讓“見過最多世麵”的萬慶皇帝都感到新奇震驚的一件新瓷。
那是一件淺黃地洋彩錦上添花萬壽連延圖長頸葫蘆瓶。
瓶身通體淡黃的色調中繪製了一些吉祥紋樣，這些吉祥紋樣很容易成為視覺的焦點，當然這是乍一看的效果，事實上工藝的重點並不在於紋樣，而在於淡黃背景中那些細密而幾乎讓人無法察覺的花紋。
遠遠看去，你完全留意不到瓶身上還有花紋，隻有在靠近細察時，才會不由自主地發出一聲聲驚歎。那些花紋，對應錦上添花的“錦上”，足見這個新的工藝多麼精細而繁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