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漢帝國的朝堂沒有太多的朝儀，大小臣工可以暢所欲言，文天祥、鄭思肖、王大海、張廣甫、李鶴軒、侯德富等人議論紛紛，很快形成了兩種意見。
儒林名宿、孔孟弟子們認為，讓目不識丁的販夫走卒進入諫議院，公開指摘朝政得失，實在是有辱斯文。
這些諫議員提出的議案往往從自己、從自己所處的小團體出發，而不顧及國家整體利益，比方說，市井商人出身的議員就一再要求降低商稅，同時認為地主從農民手中收取的糧食地租，即便不出售也應該征收商稅，而地主的要求則截然相反，要求增加商稅、補貼農業……
這兩類的諫議員們，似乎永遠無法達成一致，一旦議案中涉及稅務問題，就會引起曠日持久的爭論，並以雙方疲憊不堪收場。
儒門對君子的要求是“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報效國家要做到奮不顧身，像這些市井之徒，為了蠅頭小利就爭的臉紅脖子粗，各自的見識又是管中窺豹隻見一斑，於他自己或者選他的人有利就支持，無利就反對，根本不顧國家大事，實在是鄙薄到了極點。
所以他們提出，今後諫議員應該通過科舉考試選拔，至不濟也得要求有相當於國立小學畢業生的文化水平。
王大海、張廣甫等人則提出了另外一種意見：既然皇上曾經說過，稅收是公民購買政府服務的支出，那麼納稅多的人自然應該享有更大的話語權，現在讓一些納稅額全年不過幾塊、幾十塊的也成了諫議員，對他們這些年納稅幾十萬、幾百萬的人指手畫腳，憑的什麼呢？
其中楚風的老嶽丈、大紡織商王李氏的丈夫，警部長王大海的發言最有代表性：“楚哥兒，您瞧，您做了皇上，我還叫您楚哥兒，不算暨越吧——皇上您念舊，我心裏都裝著呢。論商稅這事兒，我家大娘子開的織布廠、毛紡廠，每年交稅都上百萬，其中還有您股份，說到交稅您說多少是多少，從來沒少交一分錢呀！偏生諫議院裏幾個年交稅幾千萬把塊的，也有臉瞎咧咧什麼降稅降稅的，他也配？我看，既然軍隊、官員都是稅賦養活的，那麼諫議員就得按納稅多寡來，反正咱們王、祝、陳、鄭、洪幾個大商家都是您一手扶持的，還有東印度公司都是您的大股份……今後誰要敢對您說長道短的，咱先問問他交稅有咱多嗎！”
這一下不得了，儒林臣子都傻了眼，要按交稅多寡來選諫議員，全天下的寒門士子不都絕了指望？當下兩派吵了起來。
百代都行秦政治，自秦始皇一統天下開始，官僚體係的運作都不受體係外的監督，無論監察禦史還是儒林清議，都附著在體係上而不自成一體。楚風設諫議院，以一句“納諫在民”為理論基礎，規定帝國官員不得擔任諫議員，使其完全獨立於官僚體係之外，這種全新的體製自然會讓人不習慣，就算來自民間的匠戶係官員，就算以忠孝仁義自我約束的儒門大臣，都難免對它帶著敵意，而希望將其納入自己的固有體係。
楚風嗬嗬一笑，若是以科舉選拔諫議員，那麼和儒林清議有什麼區別？隻怕諫議員們見麵就是師承何人，房師、座師哪位，之乎者也一番，在往後就開始黨同伐異……若是以納稅額選拔，更不得了，底層百姓還有個出頭的日子嗎？
正思忖間，兩派大臣已吵得不可開交，文天祥和王大海一個大叫義利之辯、世道人心，一個說納稅多貢獻就大，爭得麵紅耳赤，誰也說服不了誰。
“照我說啊，這兩種辦法都不好，無論寒窗苦讀，還是繳納稅賦，都來得輕易了。”這剛剛吵到半路上，兵部長侯德富又插了一腳，他提出了第三種方案：按軍功分配：“昔日大秦以軍功封爵，遂東向滅六國統一天下，北擊匈奴千餘裏，胡人不敢南下牧馬，南擊百越，開湖廣、南嶺萬裏山河，如此赫赫武功，全從商鞅變法設二十等軍功封爵始。如今我大漢帝國要與強大的蒙古帝國沙場爭衡，惟有施法秦製。以軍中授勳為依據，退伍回鄉則為諫議員，監督地方官府，如此以來，自然人人奮勇爭先，國中尚武風氣必遠邁漢唐，吾皇必能開邊萬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