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最好的時代，那是最壞的時代；那是智慧的年頭，那是愚昧的年頭，那是信仰的時期，那是懷疑的時期；那是光明的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人們麵前有著各樣事物，人們麵前一無所有；人們正在直登天堂，人們正在直下地獄。”———狄更斯《雙城記》
“中國人能同時接受西方的幫助而又保持自立嗎？另一方麵，不接受外國的訓練，中國士兵也能學到現代戰術要求必須具備的軍紀和技藝嗎？”——《劍橋中國晚清史（下卷）》
“1860年代初，清官員裏幾乎無人願意承認西方向中國提供了任何東西，承認中國軍隊接受西方的武器和一些西方訓練方法可能具有某種價值。但有少數深謀遠慮的人看到了沿著西方的路線實現軍事現代化的必要。其中就有李鴻章，一位來自安徽的幹練而精力充沛的學者和將軍，他成為19世紀剩餘時間裏中國自強的主要鼓吹者。他是一位新式官員，比太平天國時期的大多數中國人更重實效，或許也更愛國。”——《19世紀的中國常勝軍外國雇傭兵與清朝官員》
“外國軍隊撤走了，外來的壓迫和幹涉比整個近代中國對外關係史上的任何其他時期都要少。中興的政治家們成功地把一個近代外事機構——總理衙門嫁接到古老的官僚體製上。在一次曆時幾個月的交涉中，總理衙門大臣成功利用條約款項和國際法來為中國謀利，此事標誌著他們已成為熟練的外交家。”——《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
曆史的轉折，就從那個血雨腥風的1864年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