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曆史學家亞曆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deTocqueville，1805—1859）的名著《舊製度與大革命》，經馮棠翻譯，桂裕芳教授校閱，最後由我審訂，終於同讀者見麵了。原著出版於1856年，135年後才有漢譯本，似乎委屈了這部“經典著作”。但是即使在歐美，托克維爾的名聲和學術地位也是近幾十年才最後確立的。
托克維爾的成名作是1835年問世的《論美國的民主》第一卷，第二卷出版於1840年，次年他就榮膺法蘭西學院院士，僅36歲。此後15年他沒有發表什麼重要著作，隻在從政之餘思索新著的主題。
托克維爾雖出身貴族，但在政治上傾向於自由主義，曾拒絕繼承貴族頭銜。他目睹七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二月革命又推翻七月王朝；1839年起任眾議院議員，二月革命後參與第二共和國憲法的製訂，並一度在秩序黨內閣中任外交部長（1849年6—10月）。路易·波拿巴的1851年12月政變和第二帝國專製政府的建立令他悲觀失望，迫使他成為“國內流亡者”。《舊製度與大革命》就是在這段政治大變動時期醞釀成熟的，這部著作浸透著他對拿破侖第三專製製度的仇恨。
在托克維爾之前已有梯也爾、米涅、米什勒、路易·勃朗、拉馬丁等文人政客撰寫的法國革命史和帝國史。這些著作對這場大革命都有獨到見解，但基本上都是多卷本的敘述史。托克維爾不僅在曆史寫作方法上與他們不同（他幾乎從不援引這些曆史家），而且視野更為廣闊、更為深邃：他把1789年以後的60年曆史看作一個整體，統稱之為法國革命。
他的初衷是以十年帝國時期（1804—1814）作為主題，不是重寫一部梯也爾式的帝國史，而是試圖說明帝國是如何產生的，它何以能在大革命創造的社會中建立起來，憑借的是哪些手段方法，創立帝國的那個人（拿破侖）的真正本質是什麼，他的成就和挫折何在，帝國的短期和深遠影響是什麼，它對世界的命運，特別是法國的命運起了什麼作用……總之，托克維爾企圖解釋那些構成時代連鎖主要環節的重大事件的原因、性質、意義，而不是單純地敘述史實。雖然托克維爾後來放棄了對第一帝國的研究，把注意力移向大革命的深刻根源——舊製度，但是他的分析方法並未改變。用托克維爾自己的話說，他要把“事實和思想、曆史哲學和曆史本身結合起來”。他要以孟德斯鳩為榜樣，寫一部像《羅馬盛衰原因》那樣的著作，“為後世留下自己的痕跡”。盡管他也參政議政，但他自信“立言”比“立功”更適合自己的性格。
同孟德斯鳩一樣，托克維爾出身於穿袍貴族家庭，當過法官，他的父母在大革命時被捕入獄，如果沒有發生熱月政變，恐難逃過斷頭這一關。家庭的階級烙印深深地刻在他身上，這在他的著作中，特別在他的回憶錄和書信中充分地流露出來。然而，作為一個經曆過重大曆史事變的觀察家，一個混跡於政治舞台的反對派，一個博覽群書、泛遊異國（除歐美各國外，他還到過阿爾及利亞，發表過關於阿爾及利亞的著作）並直接接觸到第一手史料的曆史學家，托克維爾又具備與眾不同的敏銳洞察力，一種力圖超越本階級狹隘利益的社會意識，一種植根於本國實際的曆史感與時代感。
這種矛盾性或兩重性首次表露在他的早期著作《論美國的民主》中：他一麵盛讚美國獨立後出現的一個平等、民主的新社會，並且預言民主是世界曆史的大勢所趨，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擋。與此同時，他又認為在民主社會下會出現“大多數人的專製”，這將使少數人喪失自由，迫使他們訴諸武力，結果社會將陷入無政府狀態。在他看來，民主與自由是矛盾的，不可兼有的。
其次，在他為英國《倫敦與威斯敏斯特評論》撰寫的“1789年前後法國社會政治狀況”（1836）一文（見附錄）中，托克維爾接觸到了舊製度的一些實質問題，例如貴族階級的沒落和第三等級的興起。他用大量篇幅描述貴族的失落、無權、脫離群眾，但仍保持免稅和榮譽等封建特權，因而使他們變為一個封閉的“種姓”。同時，他又對這種現象表示惋惜，並認為一個沒有貴族的社會很難避免專製政府，貴族集團在同中央政權的抗衡中保障了個人自由。
作為一個沒落階級的政治代表，托克維爾對於群眾的革命情緒特別敏感。距二月革命爆發還不到一個月，他就預感革命風暴的威脅。1848年1月29日，他在議會發表演說，警告那些認為“絲毫沒有危險”、“革命還離我們很遠”的議員們說，工人階級已傾向於社會主義理論，他們要推翻的不僅僅是法律、內閣或政府形式，而是資本主義社會本身。“此時此刻，我們正睡在一座火山口上。”“歐洲的大地又震顫起來了，”“暴風雨正在地平線上隱現。”當二月革命特別是六月起義爆發時，他表現出無比恐懼，他在《回憶錄》中表白說：“在思想上我傾向民主製度，但由於本能，我卻是一個貴族——這就是說，我蔑視和懼怕群眾。自由、法製、尊重權利，對這些我極端熱愛——但我並不熱愛民主。……我無比崇尚的是自由，這便是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