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時刻，聶魯達奮筆疾書，寫出散發著火藥味的戰鬥詩篇。同時，他也從沒有在追求美好未來的道路上稍停。盡管他已重病纏身，盡管政局動蕩不安，但他仍然滿懷希望地注視著未來，他堅信：來日方長。他把剛完成的8部詩稿交給出版社，這是他為自己即將到來的70歲生日獻上的厚禮。他重視過生日，而且一向有自己特殊的慶祝方式，那就是做出新的貢獻。他要求不要馬上出版，等到1974年上半年再出。
1973年初，薩爾瓦多·阿連德政府就通知詩人，1974年7月12日，在他滿70周歲時，要舉行全國性的慶祝活動，將邀請世界各國作家參加，當然，還有全國人民。在接受了諾貝爾獎回到智利時，詩人曾受到智利人民的熱烈歡迎。而即將到來的他的生日慶祝活動將更盛大。為了對人民的盛情給予哪怕是極小的報答，詩人著手準備他的“魔匣”——生日禮物，他要給所有愛他的人一個意外的驚喜：8部詩集！因此，它們應該在他生日前夕作為獻禮和人民見麵。
智利災難性的政變，使這些詩集不幸成了聶魯達的遺著，在他去世後才出版。但其中《被剝離的玫瑰》在詩人生前，1972年，在巴黎出過法文版。它是詩人複活節島之行的產物。20年前，聶魯達在《漫歌集》第十四章《大洋》中就專有幾節描寫過複活節島：“拉帕·努伊；石像的建造者（拉帕·努伊）；雨（拉帕·努伊）。”但他第一次踏上這座曾是火山世界的小島卻是在1970年。
他爬上拉諾·拉拉古火山口，凝視那深不見底的圓形洞口，據說那是舉行活人獻祭之處。忽然，從那無底深淵裏冒出一團潮濕而濃重的亮光，籠罩了洞口上俯視的人們。天下著雨，風呼嘯著掃過山頂。雨霧籠罩下的天地顯得十分寂寥，顯示出一種攝人魂魄的美麗。仿佛有聲聲呼喚傳入人們驚懼的耳朵，那是被獻祭少女不屈服的呼聲。出身自島上最古老家族的向導瑪爾卡利達催促著說：“快走吧，神發怒了。”
詩人曾穿行在巨大的石人雕像行列中，仰望他們突兀在藍天上的巨大頭顱。這些被當地人稱為“莫阿伊”的巨石人像全都是大鼻子，深眼窩。他們沉默地矗立在這被稱為“地球之臍”的複活節島上，注視著波濤滾滾的太平洋，不知已有幾千年之久。
他們是怎麼從拉諾·拉拉古火山走到海邊的？對於這個問題，瑪爾卡利達嚴肅而又不以為然地回答：“當然是自己走來的了。”這是島民們世代篤信的說法。在那樣的氛圍中，不由得你不信。
拉帕·努伊古老神秘的文化給聶魯達留下深刻的印象。複活節島之行激發了他追本溯源的懷古幽情，他寫出了在這些巨石麵孔上尋找永恒的哲學沉思。
成為遺著的不少作品，是聶魯達躺在病床上倚著枕頭，麵對每夜都在門外窺伺的死亡寫出來的。他的筆並未就此停歇，《回首話滄桑》還未最後完成。除了寫詩，他還忙於各種事務。
聶魯達計劃辦個黑島出版社，專門為藏書家們出版印數不多、裝幀獨特的珍本。他考慮得很具體：首先出版貝爾納多·奧希金斯的情書集，由他作序。為此，他特意找到智利著名記者路·阿·曼西利亞，委托他具體辦理。
詩人在離黑島不遠的海濱買下一塊地皮，他要為那些沒有錢卻多夢的窮作家們建一個作家村。他用在海邊寫成的作品的稿費付清了這筆費用，借以回報浩瀚大海對他的厚愛。距那兒不遠就是巉岩累累而陡峭的特拉爾卡岬，這是一個阿勞科語名字，意為“霹靂岬”。因為在那兒，大海撞擊峻峭海岸掀起的滔天巨浪，高可達百米。詩人自己已經得以住在海邊、對著浪濤吟詩冥想，但他希望他的作家同行們也能有福氣麵對大海構想未來。對於他，大海不可須臾或缺，這是他詩思泉湧之源。詩人為這個未來的作家新村取了名字：坎塔嶗，還為它鄭重安放了“奠基石”：錨。這位一生都在出航——返航的航海者，這位大海的兒子，視錨為最好的奠基物。
與此同時，詩人正致力於“改造黑島”：這裏應當修起花園，建個廣場。為此成立了專門的委員會，詩人負責組織工作。
他還促使阿連德政府同意建立黑島文化之家，他要在那兒辦展覽，長期展覽窮苦的人們手工織成的壁掛。他們用的不是精致的絲綢而是低廉的粗麻布。在村舍暗淡的燈光下，這些窮苦的人們在粗麻布上織進自己實現不了的夢想、渴望。詩人希望這些產生於民間的壁掛能走遍世界。
1973年7月12日，黑島：聶魯達臥病在床，接受人們對他69歲生日的祝賀。他提出，人民聯盟政府有一件大事該辦：建立阿勞卡尼亞大學，教授土著語言，把土著文學和文化用文字記錄下來。印第安人有權作為一個民族受到尊重。土著人的境遇，始終是聶魯達牽掛在心的一大問題。30年前在墨西哥，為宣傳智利，詩人印了一本精美的雜誌，就取名為《阿勞卡尼亞》。封麵上是一位笑得露出一嘴皓齒的美麗的阿勞科女子肖像。詩人稱之為：“世界上最美麗的微笑。”結果他遭到智利外交部長的訓斥：“你雜誌如不改名，著即停刊，我國並非印第安人國家。”這些數典忘祖的統治者“急於忘記自己”，宣布智利不是一個印第安人的國家。對此，詩人極為憤慨。
他多次談到這個問題。1962年，在就任智利大學哲學教育係學術委員時發表的演說中，他說：“我們的第一位民族小說家是位詩人，就是阿隆索·德·埃爾西利亞。”“我們在《阿勞加納》這篇史詩中，不僅看到人們殊死鬥爭的驚天動地的場麵，看到我們的祖先在難分難解的廝殺中表現出來的勇氣和臨死前的痛苦，還能看到對我國的森林以及自然界的包羅萬象的生動描繪。飛禽、草木、河流、小鳥、習俗、禮儀、語言、發式、弓箭、芳香、冰雪、潮汐，屬於我們的這一切，終於在史詩《阿勞加納》中得到了名稱，而正因為有了名稱，這一切才開始生存。我們繼承的這筆響亮的遺產是我們的生命，理應受到我們的精心保護。”在回憶錄中他寫道：“沒有幾個種族比阿勞科人更值得尊敬。總有一天，我們會看到阿勞卡尼亞大學，看到阿勞科文字印的書，那時我們就會發現，我們失去的是他們的光明磊落，他們的純潔，他們火山般充沛的精力。”
他有一篇文章標題就是《我們是印第安人》。他大聲疾呼：
“外交部先生，請您重印《阿勞加納》，並在今年聖誕節的時候把它送給智利的每一個兒童（也請給我一部）。政府先生，請盡快設立阿勞科大學。阿隆索·德·埃爾西利亞同誌，《阿勞加納》不僅僅是一部史詩，它還是一條道路。”“而正是埃爾西利亞的作品，正是這些明淨如水的詩章，使西班牙有了史詩和人文主義。”他稱《阿勞加納》是一部字字珠璣的史詩：“智利的發現者堂·阿隆索·德·埃爾西利亞，以其璀璨奪目的寶石照亮了一片鮮為人知的土地，他還將我們阿勞卡尼亞的人與事公之於世。”“埃爾西利亞的偉大史詩如同披在智利身上的王袍。”
如今，詩人在他重病臥床的晚年，仍然念念不忘要尋回阿勞卡尼亞的“根”。聽著他滿懷激情和民族自豪感提出的建議，在場的人無不為之動容。
詩人還給阿連德總統寫信，建議印100萬冊他的詩選的普及本，贈送給學校、工會和軍隊。並說明，無論是他本人還是洛薩達出版社，對這一版書的收益都將分文不取。詩人請總統為這本詩選寫前言，如果不行，他將印上獲諾貝爾獎時阿連德的賀詞作為序。他希望更多的人，特別是那些沒錢買書的人能讀到他的詩。
他手頭正忙著的事情不知有多少，他還有醞釀中的計劃，未來的夢……
聶魯達永遠“航行”在他的“大洋”上。他像當年初次遠航時那個20歲的小夥子，興致勃勃，眼望未來，幻想無邊。又像40歲的壯年船長，航向明確，穩穩地把著舵，揚帆破浪。他為智利今天的建設添磚加瓦，又為它的明天繪製藍圖。他有幹不完的“活”，做不完的夢。這就是詩人對守候在門外，窺伺在窗下的死亡的回答。
1973年9月11日
1973年9月11日，一個寧靜的早晨。陽光透過窗戶照進聶魯達黑島的家。大海平靜，天空晴朗，微風輕搖著院子裏的花朵。這是一個令人心曠神怡的清晨，沒有一點兒不祥的征兆。這該是又一個忙碌的日子，好幾項早就開始著手辦理的事情今天將最後完成。聶魯達的律師也是他的親密朋友，當時正擔任阿連德政府司法部長的內格爾·塞爾希奧將到黑島，他要帶來聶魯達基金會的章程、基金會辦公處的平麵圖和設計模型。這些都已完成，隻待今天最後審定。
要來的還有何塞·米格爾·貝拉斯，他將帶給詩人他最喜歡收到的東西：一本今天出版的詩集，基曼圖出版社出版的《英雄事業的讚歌》。還有一位講究吃的朋友費爾南多·阿萊格裏亞也要來，得為他準備一頓可口的午餐。這又將是繁忙而熱鬧的一天。詩人和馬蒂爾德談說著今天的計劃，愉快地等著朋友們到來。沒有任何跡象預示這是和平生活將告結束的一天，他們一點也沒有覺察到自己正處在深淵的邊緣。
時間還早，聶魯達打開收音機聽新聞，他大吃一驚：除了麥哲倫省電台，所有的台都啞然無聲。忽然他們聽到薩爾瓦多·阿連德的聲音，詩人雙拳緊握，聽著這位總統在炸彈呼嘯、爆炸聲中的最後演說：“……忠於人民事業，我不惜付出生命……”然後，是死一般的沉寂。詩人急切地打開另一台收音機，同時收聽聖地亞哥和外國電台的報道。他不停地扭著調諧度盤，絕望地尋找著那個消失了的聲音。
不久，首先聽到外國電台報道：薩爾瓦多·阿連德總統在烈焰衝天的拉莫內達宮以身殉職。幾小時後聖地亞哥電台才公布總統的死訊。真是霎時間天昏地暗，整個世界都塌陷了。聶魯達和馬蒂爾德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當天下午，聶魯達開始發燒。馬蒂爾德費了很大勁兒才給聖地亞哥的醫生打通電話，他開了藥方，並且要求：“關掉收音機，關掉電視機，不要讓巴勃羅知道正發生的事情，這對他是致命的打擊。”但是，這怎麼可能？詩人始終不肯離開收音機，他要聽到一切，知道一切。
電視機就擺在他麵前：拉莫內達宮濃煙滾滾，坦克轟隆隆地在街上碾過，數百名市民陳屍街頭，他們大概隻是過路的行人。然後是戒嚴令：“任何人不許走出家門，違者殺無赦。”他們看到總統府被攻占，有人在搶劫，衣物遍地撒落。但是他們從電視上看不到也想不到的是，他們聖地亞哥的家“拉查斯哥那”也遭到同樣的劫難：被劫、被搗毀、被焚燒。
這一天，從歐洲，從德國，從西班牙，從法國……不斷打來電話，人們急於知道聶魯達怎麼樣。外國有消息說他已經去世。馬蒂爾德告訴人們，那不是真的，聶魯達活著，活著！但是，他已經元氣大傷，他的心被擊中了。他非常沮喪地對馬蒂爾德說：“一切都完了。”他知道：大勢已去。馬蒂爾德竭力安慰他：“但願情況還不那麼嚴重。”詩人沉痛地回答：“很嚴重，這是法西斯主義。”為消滅貧窮、為爭取和平自由，詩人以他的筆和生命奮鬥終生，他是那樣滿懷希望地憧憬著美好的未來。但如今，人民的幸福、平等、正義，那已經建成的大廈，那剛描繪出的藍圖……全都在刹那間化為烏有。詩人的生命所附麗的事業被毀滅，他的生命也就岌岌可危。他的病情迅速、明顯地惡化了。
1973年9月11日的智利總統府
14日早晨，聶魯達感覺稍好一些，他要口授，馬蒂爾德急忙拿好紙筆立刻坐到他床邊記錄。這就是回憶錄《回首話滄桑》的最後一章《阿連德》。他激憤地譴責政變，譴責對拉莫內達宮的轟炸：“這使人想起納粹空軍對西班牙、英國、蘇聯等外國不設防城市的閃電攻擊；現在，智利也發生了同樣的罪行；智利的飛行員竟俯衝襲擊兩個世紀來一直是我國公民生活中心的國宮。”他悲憤地揭露殺害阿連德總統的罪行：“空軍轟炸之後，坦克立即行動起來，許多坦克猛攻單獨的一個人——智利共和國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他在辦公室裏等候他們，除了他那顆偉大的心，沒有任何人與他為伴，圍繞著他的是硝煙和烈焰。”“那位光榮死者的軀體被再次背叛了智利的智利士兵的機槍子彈，打得百孔千瘡、支離破碎。”詩人在政變發生後剛3天，就為他的回憶錄寫下了這幾行急就章。這是他作為見證人的憤怒控訴。
忽然，詩人的司機驚慌地跑進來：“這是非法闖入民宅。來了3汽車的士兵。”馬蒂爾德非常緊張，她擔心的是手上這幾頁詩人的口授記錄稿。她急忙把這幾頁紙夾在一疊雜誌裏，然後把雜誌亂攤成一堆。在拉莫內達宮，飛機坦克曾對準一個人——阿連德猛攻。現在，在黑島，全副武裝的士兵又把一個重病臥床詩人的家包圍得水泄不通。機關槍架在房子周圍，槍口對準門窗。士兵們用靴子跺著地板，問有沒有地下室，他們要搜查武器。臥病在床的詩人對帶隊的上尉說：“對於你們，這裏隻有一種危險品。”上尉一下子跳了起來：“是什麼？”並驚慌地伸手去摸腰間的手槍。“這——就——是——詩——歌！”詩人一字一頓地回答。上尉聳聳肩，鬆了口氣，以為這不過是詩人開的一個玩笑而已。他不懂，詩人是在莊嚴宣告：在他的家裏，能找到的隻有詩歌。而他的詩歌，對於敵人，就是最危險的武器！
每天都有令人不安的壞消息從聖地亞哥傳來。詩人的朋友、熟人們，有的躲藏起來，有的被逮捕，還有很多人，已經死去。這就像鋼刀刺在心上，詩人痛苦而憂傷，他的病情迅速惡化。19日，一輛救護車接聶魯達去聖地亞哥醫院。一路上，車被士兵兩次截住搜查。詩人眼裏飽含著淚水，這是馬蒂爾德第一次見到他流淚。他請求：“巴多哈，幫我擦一下臉。”他不是為自己，是為他的智利而哭泣：災難，巨大的災難落在智利人民頭上。
聶魯達住進聖瑪麗亞醫院。朋友們來看望，其中有墨西哥大使，他堅持要接詩人去墨西哥，路易斯·埃切維裏亞總統派了一架飛機供他專用。馬蒂爾德勸巴勃羅離開，但詩人對這話連聽都不要聽：“我絕不離開智利，我要在這兒承受我的命運。這是我的祖國，我的崗位就在這兒。”第二天，墨西哥大使和一些朋友們又來了，他們力圖說服詩人離開智利。他們勸了很久，陳述了各種理由。特別提到他的病在這兒無法得到應有的治療，還有他沒有最後完成的回憶錄……最後，聶魯達終於同意了。但他隻帶少量必需品，因為不管怎樣，他要盡快回來。但是，當馬蒂爾德從黑島取了一些必需品趕回醫院時，詩人又變卦了。他剛和一些朋友談過話，馬蒂爾德竭力瞞著不讓他知道的許多野蠻暴行，殘酷屠殺……他都知道了：“他們在殺人，屍體都是殘缺不全的，停屍所堆滿死人。維克多爾·哈拉維克多爾·哈拉，智利著名歌唱家。在智利軍事政變一開始就被殘酷殺害。被砍掉手，被砍成幾段而死……”他痛苦，他震驚，他憂傷，他憤怒，但他卻無能為力。最後，他溫柔但卻是堅決地對馬蒂爾德說：不，他不離開智利，他希望這也是她的決定。他熱愛的一切都在這裏，當他的人民遭受殘酷迫害的時候，他不能逃跑，他要親眼看到在他的祖國發生的一切。馬蒂爾德說：“好吧，我們留下不走。明天我就告訴墨西哥大使，謝絕埃切維裏亞總統的邀請。”聽了這話，聶魯達才平靜下來。
夜裏，詩人睡得很不安穩。在夢中他喊了幾次：“他們在殺人，他們在開槍。”聽著直升機在轟鳴，警車在呼嘯，還有槍聲……他知道發生的是什麼……他一再說：“我不走，我應該留在這兒……”後來，他逐漸安靜下來。第二天，直到下午，他都沒有醒。馬蒂爾德還以為他是太累了：讓他安安穩穩地多睡一會兒吧。她什麼都想到過，就是沒想到詩人會這麼突然就離去。醫生對她說過，癌症已經控製住，如果不發生意外，詩人還可以再活5—6年。他一直頭腦清醒，關注著一切。22日上午，他和畫家內梅奧·安圖內斯談論形勢。在政變後不到兩周，他就預言，政變當局將長久統治智利。他不幸言中了，軍政府統治智利長達16年之久。這位畫家，成了聶魯達生前接待的最後一位客人。
3個憂愁的女人：馬蒂爾德、詩人的妹妹勞拉、一位親密朋友特雷莎·阿米爾，一直守候在詩人床前。不知道過了多久，忽然，詩人動了一下。太好了，他要醒了。馬蒂爾德俯下身去，隻見一陣輕微的顫抖掠過他的全身，然後，他再也不動了。詩人再也沒有恢複知覺，他從前一夜的噩夢中徑直走向了死亡。這是1973年9月23日夜裏10點半，政變發生後的第12天。聶魯達的心髒永遠停止了跳動：“他的心碎了。”
聶魯達以生命履行了自己莊嚴的誓言：
但是，我卻深深眷戀著
我那寒冷的小小國家。
如果必須死一千次，
我隻願意死在那裏：
如果必須生一千次，
我隻願意生在那裏：
依傍著野性的南美杉，
沐浴著從南極吹來的風，
傾聽著剛剛購置的鍾的奏鳴。
——《伐木者醒來吧》
送別
勞拉在哭，馬蒂爾德像傻了一樣愣在那兒，欲哭無淚。隻有特雷莎·阿米爾頭腦清醒地操持著，她催促馬蒂爾德找衣服。她們給聶魯達穿上他平日喜歡的一件鮮豔的方格襯衣，外麵套上近於咖啡色和紅色之間的大方格外衣，把一條紅絲巾圍在他的脖子上。一口灰色的棺材抬進來，很醜陋，但總算不是黑色的。馬蒂爾德特別囑咐過，要淺色的，聶魯達不喜歡黑棺材。他們曾戲謔地談到過死，詩人說：“太可怕了，棺材都是黑色的。為什麼沒有淺色的、鮮豔的，甚至木蓋上有小花的？”而現在，馬蒂爾德就守在一具灰色的棺材前。她輕輕把詩人的頭扶正，讓他躺得舒服些，正像20多年前在墨西哥，詩人的病床前一樣。她還沒意識到死亡已經把他帶到另一個世界，隻覺得他仍然需要她的精心照顧。詩人的臉上留著一絲嘲弄的微笑，在那最後一刻，他想到了什麼？
天亮了，宵禁解除了。很多國內外記者湧進醫院，朋友們也到了。有人走近馬蒂爾德問：“送巴勃羅去哪兒？”“回家。”她回答。他們驚愕了，他們都知道那個“家”的慘狀，但沒有人敢勸阻她。“拉查斯哥那”到了，馬蒂爾德不禁愣住了：好像是整個世界翻了個個兒，這房子從空中落下摔碎了一樣。到處是一堆堆的碎玻璃碴、爛磚頭、黃泥湯。四門大開，卻無法進去。一股激流沿著入口處的樓梯衝出來——原來從房後流過的“瀑布”：水渠，被劫掠者改道引進屋裏——一樓淹沒在泥水中。有人建議：是不是送聶魯達去作家協會？“不，巴勃羅想回家。不能送他去別處。”馬蒂爾德斷然拒絕了。這時，所有的鄰居都知道詩人“回家”了。他們從自己家裏找出木板、磚塊、棍棒……幾分鍾後，一座“橋”就搭成了。人們抬著棺材爬上屋後的陡坡，從已經沒有門的後門進到二樓。終於，去世後的聶魯達進了自己的家。山坡上，一群年輕人緊跟在棺材後麵。忽然，他們打破了沉寂，振臂高呼——一個人高聲呼喚，眾人齊聲響應：
“巴勃羅·聶魯達同誌！”
“到！”
“巴勃羅·聶魯達同誌！”
“今天——永遠”
“和我們在一起！”
“今天——永遠”
“和我們在一起！”
這是對兩周前開始而且愈演愈烈的屠殺、逮捕發出的最早的抗議呼聲。
滿地的碎玻璃在人們腳下咯吱作響。這間“透明屋子”三麵都是落地玻璃窗，現在一塊玻璃也不剩，全成了大窟窿。到處是一堆堆火灰，裏麵還雜著燒剩一角的圖畫、書頁。撕成幾片的紙扇、珍稀鳥類的彩色羽毛被踩進爛泥。電話已連根扯斷扔在泥水裏，家具不翼而飛，拿不走的就被砸爛。馬蒂爾德隻能坐在從鄰居家借來的椅子上歇歇她那幾乎麻木的雙腳。餐廳像遭了轟炸，吊燈碎在地上，牆上飄著扯爛的畫，印著汙濁的皮靴印。人們動手收拾地上的碎玻璃，馬蒂爾德止住了他們：“不要撿，就這麼留在那兒吧。巴勃羅會要求保留遭劫現場的。”她把一束紅色康乃馨放在棺材上。這時，瑞典大使踩著碎玻璃碴、爛泥，舉著大花圈走來，把它立靠在棺材前。花圈上長長的藍色和黃色雲紋帶子上寫著：“獻給諾貝爾獎獲得者巴勃羅·聶魯達。瑞典國王古斯塔沃·阿道爾弗。”大使對記者們憤怒地高聲喊道：“請拍照，請把這些破壞、搶劫全拍下來，全拍下來！讓全世界都知道！”
來了很多朋友，他們是勇敢地穿過警察的封鎖線到這兒來的。他們告訴馬蒂爾德，“拉查斯哥那”被警察整個包圍著。周圍街道上都擠滿了人，他們被警察擋住，不敢往前走。馬蒂爾德去鄰居家給警察局長打電話，要求他撤走警察。局長回答：“夫人，這是為了保護你和聶魯達先生。”真是天大的笑話！真是厚顏無恥！正是他們把詩人的家洗劫一空，夷成廢墟！在馬蒂爾德堅持下，警察向後撤遠了一些，這樣，周圍街道上等候的人們總算可以往前走動，進入“拉查斯哥那”了。
人們源源不斷地列隊走進來，流著淚向聶魯達致哀，和他告別。墨西哥大使、法國大使……在泥水中走進詩人被劫掠一空的家，向他告別。一位全身著黑的老人蹣跚地走來，他流著淚，迷惑不解地看著周圍，似乎在問，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這就是被聶魯達稱為“我國的評論大師（同時又是矛盾大師）”的阿洛內。當年他曾慷慨解囊，資助19歲的聶魯達出了第一部詩集《晚霞》；後來，他也曾寫文章反對阿連德政府，因為他不喜歡“共產主義”。但現在，屠殺、搶劫、逮捕，還有這被砸成廢墟的詩人的家，讓他惶惑了，這可不是他所期待的勝利。歌唱家和作家帕特裏西奧·芒斯也在人流中，他是冒著生命危險來和詩人告別的。前幾天著名歌唱家維克多爾·哈拉剛被害。這是死亡橫行的時刻，對不肯屈服的人們就更是危險，他們不得不躲藏起來。記者比希尼婭·比達爾凝視著聶魯達的麵龐，他的兩眼緊閉著，但厚嘴唇上卻留著笑意。記者回憶起詩人從斯德哥爾摩受獎回來下飛機時與記者的對話。“你最喜歡的東西是什麼？”“舊鞋子。”“哪個詞你最喜歡？”“愛。”而現在，他躺在那兒，在冒著生命危險來陪伴他的愛他的人們中間永遠地沉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