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隔重洋的思念
聶魯達，一個多麼熟悉的名字！在中國，提起拉丁美洲詩人，人們不假思索就能衝口而出的第一位，準是聶魯達。的確，巴勃羅·聶魯達堪稱是中國人民最熟悉的拉美詩人。
聶魯達是到過中國的為數不多的拉美作家中的一個。來過中國的中、南美作家大概有這樣幾位：古巴詩人尼古拉斯·紀廉（1952，1953年），危地馬拉小說家米格爾·安赫爾·阿斯圖裏亞斯（1956年），古巴作家阿萊霍·卡彭鐵爾（1961，1967年），巴西小說家若熱·亞馬多（1952，1957，1987年），而聶魯達則來過中國三次，是其中來的次數最多的作家之一。另外，他還是這些作家中既到過舊中國，又訪問過新中國的唯一的一位。
如果聶魯達能活到高齡，我敢說，詩人的中國之行必定還會有第4次、第5次……是的，他一定會穿洋過海而來的。因為在這方遙遠的土地上，有他魂牽夢縈的朋友；因為在這方遙遠的土地上，有這麼多的朋友懷念著他。
聶魯達與中國，可以說有特殊的緣分；他對中國，有著特殊的感情。20世紀20年代，拉丁美洲在中國人眼中陌生得猶如這塊“新大陸”還不曾被“發現”。就在那個時代，聶魯達啟程向東方遠航。1928年，他在赴仰光任領事時途經中國。
詩人的第一次中國之行，到的是香港和上海——當時被殘酷殖民地化的中國的兩個畸形大都會。就在這裏，他親眼看到，在中國的海域中、內河裏，新老殖民者的灰色裝甲艦耀武揚威，掛著萬國旗的海盜船橫衝直撞。而中國，就像“一個穿著破舊的綢緞衣裳討飯的母親”：
一個滿臉皺紋的老太婆，
窮得一無所有，
端著一隻空空的飯碗，
站在一座廟宇的大門口。
世界各國的軍隊，
開進來又開出去。
牆上濺滿了鮮血。
他們搶劫你，就像你是一座沒有主人的房屋。
……
而在這同時，從你的港口裏，
卻開走了一艘又一艘裝滿財寶的船，
那些冒險家為了爭奪你的繼承權、
你的礦藏和大理石，正吵個不休，
他們盤算著，在吸幹了你的鮮血之後，
將怎樣用一艘漂亮的船把你的骨頭裝走。
——《新中國之歌》
而與此同時，毒瘤般遍布的鴉片煙館，張開黑夜的大嘴吞噬著無告而又無奈的國民，窒息著他們的精神：
在這裏，他們在遭受侮辱，
在不被當成人而被當成走獸，
不被當成人而被當成牛馬看待以後，
在走啊，走啊，流汗流血之後，
他們在這裏孤單地倒在迷幻花下。
就在這次中國之行中，詩人親身體驗了這個罪惡社會的可怕——在一個漆黑的雨夜，他被攔路搶劫。搶劫者飛快地搜遍他的口袋、襯衫、鞋、帽，甚至連領帶、襪子都沒放過，強盜熟練麻利得像雜耍演員。他們搶光了他身上所有的錢後，把他扔到了荒郊野外。當然，也就是這次遭劫，使詩人認識了中國老百姓的善良、真誠——當他走到有亮光之處，碰到不少人，這些中國人盡管與他語言不通、素昧平生，但是都極為熱心地想幫他脫離困境。他們想方設法終於把詩人帶到他乘坐的船上。
詩人看透了這繁華都市紙醉金迷、燈紅酒綠下的罪惡。他滿懷激憤、一語破的，稱這裏“是賭棍、鴉片煙鬼、老鴇、夜間出沒的盜賊、假俄國公爵夫人、海上和陸上的強盜等的天堂”。
也許正因為有了這次舊中國之行，才必然會有詩人後來的新中國之行，才必然會有詩人對新中國如此深摯的感情。因為這個新中國，是詩人——這個“另一片土地的兒子”，“在大海那邊”期待、盼望了多年的。他深知：“許多民族都消亡了，而你卻依然存在。”他因此堅信：
你的群山、江河和峭壁，
你的天空、雲彩和人民——
這就是堅不可摧的堡壘。
——《中國大地之歌》
當新中國誕生時，詩人歡呼：“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沐浴著黎明的陽光。”他驕傲：“我們有了一個多麼強大的兄弟！”他說：“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愛笑的人。他們的笑經曆過無情的殖民主義，經曆過革命、饑餓和屠殺，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比他們更懂得笑。”（《回首話滄桑》）還有誰，能像詩人這樣，對中華民族有如此情同手足的深切理解？
聶魯達就是這樣，懷著對中國的深摯愛情，“懷著真誠得像大地一樣的愛情”，來到新生的共和國的。1951年，聶魯達和愛倫堡一起，乘坐橫貫西伯利亞的火車經蒙古來到中國，代表世界和平理事會給宋慶齡頒發國際和平獎。詩人的來訪，給正處於帝國主義封鎖、孤立之中的中國，帶來了遠在地球那一邊的拉丁美洲人民的深情厚誼。
在舉行頒獎儀式之後，聶魯達出席了在蘇聯大使館舉行的宴會。參加者除受獎人外，還有周恩來總理、朱德元帥等國家領導人。席間每人麵前都有一瓶酒，供自斟自飲。朱德元帥正坐在詩人對麵，他爽朗地笑著，頻頻舉杯邀請詩人幹杯。
在中國，聶魯達結識了許多新朋友，特別是以崇高的好客之情熱情地接待他的中國文化界朋友：小說家丁玲、茅盾，詩人蕭三、艾青等。艾青曾陪他一起遊覽北京市的風景名勝，如頤和園、香山臥佛寺等，還送他一本齊白石畫冊。兩位詩人之間有過多次幽默、詼諧的親切交談。艾青曾風趣地問詩人：
“按照我們方塊漢字，您這聶魯達的‘聶’字是三個耳朵，我看您隻有兩隻耳朵，還有一隻呢？”
詩人誠懇地望著艾青，用指頭點著自己的額頭，幽默地回答：“在這兒呢，它在傾聽未來！”
從此詩人就接受了這個由三個耳朵組成的聶字，而且對這個地道的中國姓氏頗為喜歡。出於對大海深摯的愛，他也曾說過，自己這三隻耳朵，其中有一隻是專門用來傾聽大海的。
1954年，在聶魯達50歲誕辰時，艾青和蕭三以及當時的中聯部副部長趙毅敏、翻譯陳用儀應邀去智利。由於當時太平洋還沒有通航，他們繞道歐洲、非洲，飛行8天，才遠涉重洋到達智利，帶去了中國人民對詩人的真誠祝願。這個小小的中國代表團在智利停留了一個月，親眼看到那兒的人民是如何熱愛和尊敬自己的詩人的。艾青以準確的描述為詩人畫了一幅傳神的肖像畫：“聶魯達有著外交官的彬彬有禮的風度、詩人的天真的情感和民間歌手的純樸的品德。他站在海濱別墅門前，就仿佛遠洋航輪上的大副。”
1957年，聶魯達再次來到中國訪問。這次同行的是他的夫人馬蒂爾德·烏魯蒂亞，還有巴西作家若熱·亞馬多和他的夫人澤莉亞。艾青在昆明迎接了由緬甸飛來的客人們，陪他們遊覽了昆明、重慶，然後到達北京。在昆明，他們遊覽了壯美的石林；在重慶，他們參觀了橫跨長江的宏偉大橋；在乘船沿長江順流而下的航程中，他們領略了奇偉瑰麗的三峽風光。聶魯達在他的回憶錄中這樣寫道：“這美得叫人透不過氣來的景色，真是人間少有。艱難險行的高加索隘道和我們荒涼靜穆的麥哲倫海峽，也許可以與之媲美。”
就在城鎮的大街小巷中，在帆桁如織的大江上，詩人認識了最富有生命力的人們，新中國的建設者——農民、工人、漁夫……他看到在壁立的岩石之巔，隻要是有土壤的褶皺上，就綴著新綠，就有人在那兒耕種。他看1952年聶魯達與詩人蕭三在布拉格
詩人艾青陪同聶魯達訪問重慶（左二為聶魯達，左三為聶魯達夫人，右一為艾青，右四為巴西作家亞馬多，右二為亞馬多夫人）到農民的巧手怎樣把上百隻蟈蟈兒一隻隻分別裝在用細篾條編成的精巧小籠裏，造出了發出陣陣清脆蟲鳴的城堡。在長江邊上的小茶館裏，他聽過民間藝人在人群中邊彈邊唱……詩人不由得讚歎：“這個民族根本不會造出任何醜惡的東西，這個國家裏連最原始的草鞋，都像是稻草製作的花朵。”他堅信：“遼闊的土地，人的非凡勞動，一切不公正現象的逐步消除，這三者的結合一定能使中國人美好、廣闊而深厚的人性更加發展。”
在北京，詩人一行受到丁玲的接見，在場的還有他的老朋友蕭三等。他參觀了工廠、出版社、博物館，在開滿荷花的湖上泛舟，和中國朋友們一起飲酒、抽煙、歡笑。聶魯達在中國賦詩演講，表達了對新生的中國由衷的敬佩和殷切的期待。1951年詩人訪華時，就應丁玲之約，寫了長詩《新中國之歌》。這次訪華，在8月15日中國作家協會、詩刊社、北京文聯聯合舉行的歡迎詩人的詩歌朗誦會上，他又朗誦了自己的新作《中國大地之歌》。詩人還作了演講，深刻地闡述了他所理解的詩歌和人民的關係。隨著聶魯達的來訪，20世紀50年代直到60年代初，中國翻譯出版了不少聶魯達的作品。詩人在中國的訪問，給中國人民留下了美好的回憶。
一切都顯得愉快而和諧。直到有一天，詩人照例請翻譯念報。他隨手一指，正是有關一個政治案件的內容，文章中指控的就是每天接待詩人的那幾位朋友，這些中國當代文化的精英。他這才知道，一場暴風雨已經來臨，一場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反右鬥爭正在全中國範圍內展開。而首當其衝的犧牲者就有聶魯達熟識的朋友們。達摩克利斯之劍達摩克利斯之劍：據古希臘傳說，敘拉古僭主迪奧尼修斯的寵臣達摩克利斯，羨慕迪奧尼修斯的權勢和富有，常說帝王多福。於是迪奧尼修斯請他赴宴，讓他坐在自己的寶座上，寶座上空懸著一把用一根馬鬃拴著的、隨時可能落到他頭上的利劍。由此使他認識到，坐在寶座上的君王時刻都處在危險之中，並不幸福。“達摩克利斯之劍”後來就成為一個典故，意為隨時可能發生的危險。正懸在他們頭上，但是這些可敬的中國人從未對詩人談及一個字，甚至在表情上都沒有一點兒流露。這些可敬得令人心醉的中國人！當聶魯達訪問結束、離開中國時，艾青沒能去送行，他已經被打入另冊，失去了送行的資格。聶魯達的心戰栗了，他帶著一嘴苦澀的滋味離開了中國。20世紀60年代末，聶魯達在回憶中描述了他輾轉打聽到的丁玲和艾青的悲慘命運，並提及他打聽不到消息的蕭三，然後他寫道：“這苦味我至今還感覺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