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列拉家族的擴張仍在繼續，其主攻方向就是奧地利動產信貸銀行的建立。
伊薩克·貝列拉親往維也納提出發展奧地利金融、工業的一攬子建議，遊說國會和朝廷循法國成功的先例，建立奧地利動產信貸銀行和修建從維也納到的裏亞斯特的鐵路線，而一批維也納貴族和銀行家也在鼓吹此事，要求朝廷頒發成立奧地利動產信貸銀行的特許狀。奧地利前首相亞曆山大·巴赫（AlexanderBach）和財政大臣馮·布魯克（vonBruck）男爵都覺得貝列拉家族的建議對於帝國經濟發展大有裨益。
恰在此時，羅斯柴爾德家族駐維也納的掌門人所羅門去世，羅家在哈布斯堡宮廷中無人。詹姆斯不能容忍沒有羅斯柴爾德家族成員參與奧地利新的金融機構，於是揀選所羅門之子安塞姆·羅斯柴爾德（AnselmRothschild）主持奧地利家族業務。安塞姆甫一到任，立即串聯各路動產信貸銀行的反對勢力，迫使奧地利朝廷認識到與動產信貸銀行敵對的金融財團的實力，於是帝國大臣們勸說兩家合股搞一個新銀行，共同為哈布斯堡王朝效命。
針對這一提議，安塞姆精明地建議帝國朝廷將這一新機構的業務範圍嚴格限製在哈布斯堡王朝的領土內，以防止資本外逃，促進奧地利本國實業發展。對於分號和合作夥伴遍及歐洲各國的羅斯柴爾德家族來說，可以非常輕鬆地避開這樣的限製，但是對於正欲在國際舞台上大展拳腳，並且急需調動各地資源支撐其在更大領域擴展的動產信貸銀行來說，卻是一個緊箍咒。
伊薩克不得不同意在大幅縮減原定23億法郎資本金的條件下加入這個新金融機構。但是，此時的貝列拉家族由於缺乏充足的資金，其進攻態勢已呈強弩之末。
在掌握了中央銀行大權之後，羅斯柴爾德此時決定進行戰略反攻，在奧地利動產信貸銀行問題上，對於風頭正健的貝列拉家族給予迎頭痛擊。
他們首先利用動產信貸銀行戰線拉得過長，資金不敷使用的困境，切斷其繼續擴張的現金支持。1855年9月，貝列拉兄弟宣布要發行長期債券，羅斯柴爾德利用其在法國中央銀行的影響力，以“減輕資本市場的壓力”為由，拖延並凍結了動產信貸銀行12億法郎企業債的發行，進一步削減了動產信貸銀行的現金流。在失去發行長期債券的機會後，動產信貸銀行很難繼續為龐大的土地開發項目提供投資。貝列拉的淩厲攻勢終於被遏製住了。\[19\]
同時，羅斯柴爾德在法國政府內部鼓動對動產信貸銀行將大量資本投入國外市場的懷疑態度，最後迫使伊薩克不得已通知奧地利政府：“由於法國政府的態度”，動產信貸銀行不能參加新成立的奧地利聯合信貸銀行，而這個銀行很快發展成為奧地利帝國居於領導地位的投資銀行和歐洲大陸規模最大的金融機構之一。在奧地利聯合信貸銀行的問題上，貝列拉家族完全失敗了。
1857年，隨著歐洲經濟危機進一步深化，鐵路工程大受影響，貝列拉手裏的幾條主幹線都陷入虧損，而羅斯柴爾德掌握的鐵路線卻在危機中幸存。法蘭西銀行從教訓中認識到有著致命缺陷的是以貝列拉為首的“新”銀行，而不是姓羅斯柴爾德的“老”銀行。
隨著歐洲的鐵路建設越來越超出國家邊界，向跨越多國地域發展。羅斯柴爾德銀行的“國際化”優勢在此時突出顯現，而動產信貸銀行功虧一簣，明顯敵不過羅斯柴爾德銀行遍布歐洲的分支機構之間相互呼應、彼此馳援的優勢。1857年後，動產信貸銀行在鐵路融資上甘拜下風了。
1857年金融危機爆發後，動產信貸銀行的資金缺口越來越大，原先持有的大量上市公司的現金分紅來源枯竭，不僅如此，這些公司反而需要動產信貸銀行大規模資金反哺。在資產價格暴跌之中，貝列拉又無法承受拋售這些股票所帶來的嚴重損失，動產信貸銀行的資金迅速枯竭。
貝列拉的投資冒險行為也是導致其最終失敗的原因之一。1854年，法國獲得修建和使用蘇伊士運河的租讓合同。貝列拉兄弟認為，運河開通後馬賽港將成為法國通往東方的第一良港，於是大量投資馬賽港附近地產，占到同期對外投資5500萬法郎中的5200萬。結果蘇伊士運河1869年才最終建成，龐大的資金被牢牢地套在了馬賽地區的地產項目上，最後動產信貸銀行滑稽地變成了“不動產”信貸銀行。
1863年，貝列拉兄弟提出為動產信貸銀行的資本金增資一倍的建議，但遭到政府拒絕。當貝列拉最終獲得批準擴大資本金的時候，為時已晚，動產信貸銀行股價大跌，已到破產邊緣。其他金融機構見勢不妙，都不願意伸手相救。1868年，走投無路的貝列拉兄弟隻好去尋求法蘭西銀行這一“最後貸款人”的幫助。
這下終於撞上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槍口。作為條件，中央銀行要求貝列拉兄弟辭職，並安排一位法蘭西銀行的前總裁成為動產信貸銀行的董事長，主持銀行的重建工作。動產信貸銀行從此一蹶不振。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中壽終正寢。盛極一時的動產信貸銀行其實從1852年到1857年危機爆發，隻紅火了5年左右。
尤金·貝列拉（EugènePéreire）是伊薩克的兒子，後成為貝列拉家族下一代的核心人物。1881年創立跨大西洋銀行，現在是法國最古老的私人銀行之一。1909年，尤金的孫女和羅斯柴爾德家族聯姻，冤家最後成了親家。
克裏米亞戰爭
兩百多年來，羅斯柴爾德家族認為會對他們的金融帝國產生影響的就是兩件事：戰爭和革命。不管是革命還是戰爭，交戰雙方為了進行有組織的暴力行動必然要進行大量融資。戰爭和革命本身可以衝擊原有的封建貴族和教會的統治秩序，使得金融家族擴大對政治的影響力。戰爭或者革命結束之後的重建時期也需要大量融資，如此可以實現一箭三雕的效果。
1854年3月，一場席卷了歐洲各主要國家的戰爭爆發了。
起初，克裏米亞戰爭即將爆發的征兆並沒有引起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注意，戰爭的導火線是爭奪“聖地”。所謂聖地問題就是法國支持的天主教與以俄國為靠山的東正教爭奪耶路撒冷和伯利恒教堂的管轄權。起因則是自18世紀下半葉起，俄國在近東勢力急速發展，力圖攻占或與列強瓜分日趨衰落的奧斯曼帝國，控製黑海海峽，實現俄國南出地中海的宿願。這就與在近東有重大政治經濟利益的英、法兩國發生了尖銳衝突。
任何一場戰爭，都是國際金融市場的地震，將急劇改變每個國家的財政狀況和重新劃分國際金融市場的利益格局。於是天主教跟東正教打起架來，第一個上火的就是國際銀行家們。
羅斯柴爾德在戰爭初起時陷入被動，因為他們過度信賴從外交途徑得到的情報。但是聖彼得堡這回很不老實，直到1853年6月都在反複向羅斯柴爾德家族信誓旦旦地保證不會進行戰爭。1854年1月西方聯軍開進了黑海，詹姆斯仍然沒太在意。2月，當俾斯麥得到俄國大使被從巴黎緊急召回的確切消息，立刻心裏有數了：“我當時在想，這個消息最能驚嚇誰呢？我的眼光落在了羅斯柴爾德身上。果然，我剛把消息交給他讀，他的臉頃刻變得像支粉筆一樣白。他的第一個反應是，‘我要是今天早上知道這個消息就好了’；第二個反應就是，‘明天您能跟我談生意嗎’。”
倫敦的羅斯柴爾德家族掌門人萊昂內爾也對俄國挑起戰爭的舉動大為意外，他在1854年3月已經看衰俄國：“一個已經負債8億英鎊的國家在進入另一場戰爭之前，實在應該慎重考慮。”
打了3年的克裏米亞戰爭將羅斯柴爾德銀行公債融資的生意再次推上高峰。這場戰爭使得每個參戰國的軍事開銷都大大超越從稅收中得到的財政收入，各國都不得不大舉發債，紛紛撲向公債市場。
羅斯柴爾德銀行受貝列拉家族窩囊氣的局麵立刻改變了。在國際公債市場上，沒人能撼動羅斯柴爾德銀行的霸主地位，他們已經通過百年潛心經營牢牢盤踞住這一市場。包括動產信貸銀行在內的一幹競爭對手都從對克裏米亞戰爭公債發行的爭奪中無功而返，而羅斯柴爾德的老冤家巴林銀行又在這一票中押寶在最後戰敗的俄國頭上，狠狠吃了個啞巴虧。這場戰爭打下來，羅斯柴爾德銀行基本上獨享了整塊蛋糕。
英國方麵，政府本來內定了從巴林銀行借錢。無奈巴林的錢壓在俄國抽不出來，隻好眼睜睜看著1600萬英鎊戰爭貸款全被羅斯柴爾德銀行細嚼慢咽了。
戰時的法國被經濟搞得焦頭爛額，拿破侖三世趕忙出台一係列利率調整政策刺激經濟。羅斯柴爾德法國銀行和霍廷格家族聯手在政府拯救經濟危機的行動中大力支持財政刺激政策，把貝列拉家族排除在外。於是，當法國財政部1854年和1855年一筆接一筆大發克裏米亞戰爭債券的時候，羅斯柴爾德銀行自然是首選。貝列拉這時才反應過來，竭盡全力向拿破侖三世爭取。而法國財政部長告訴拿破侖三世，法國國內市場對戰爭債券的容量已接近飽和，於是法國將大部分戰爭債券轉往倫敦發行。羅斯柴爾德倫敦銀行早張開包袱，法國債券生意應聲落袋。貝列拉終究鬥不過早已謀劃在先的羅斯柴爾德，又眼巴巴地看著羅家法國銀行和倫敦銀行美美地把法國戰爭債券大餐吃了個幹幹淨淨。
貝列拉在法國鬥不過羅斯柴爾德，趕緊把手伸進土耳其，要搶土耳其的戰爭債券。誰知羅家又占了先機，已經搶先一步把代理人派往君士坦丁堡。土耳其的戰爭債券也歸了羅家倫敦銀行。1857年《泰晤士報》說：“土耳其國家銀行就快成為羅斯柴爾德銀行的另一個分部了。”
奧地利在克裏米亞戰爭中並沒有直接參戰，可是它也沒閑著，傾舉國國力擴軍備戰，終於迫使俄國從多瑙河撤軍。奧地利沒來得及偷樂，就發現本國財政已陷入嚴重危機，貨幣日貶千裏。奧地利財政部長向詹姆斯發緊急求救信：“在我們的貨幣完全變成廢紙之前，隻有你能拯救我們”。\[21\]詹姆斯答應聯合其他羅斯柴爾德分支共同拯救奧地利，條件是奧地利政府原先許給福爾德的貸款現在得歸羅家銀行，於是福爾德原以為到了嘴邊的鴨子又飛了。
普魯士政府的開銷在戰爭期間增長了45％，早就不堪重負。有俾斯麥做主，普魯士的戰爭債券全歸了羅斯柴爾德法蘭克福銀行。梅耶·卡爾·羅斯柴爾德還因為國作出突出貢獻被授予普魯士紅鷹勳章。
仗打到1856年，歐洲各國幾乎同時爆發了嚴重的經濟危機，多家銀行倒閉。1852年到1855年，各國政府公共支出的增長分別是：奧地利42％，英國68％，法國53％，俄國88％。公債貶值則是：英國15％，法國15％，奧地利24％，普魯士11％。戰爭資金漸漸“貧血”繼而“斷血”，仗自然打不下去了。克裏米亞戰爭終於收場。
羅斯柴爾德銀行其實不在乎打仗的輸贏。到19世紀50年代末，英國、法國、土耳其、奧地利和普魯士政府全都以一家或數家羅斯柴爾德銀行為金主。羅斯柴爾德銀行又在戰爭期間把老對手新對手們整的整，滅的滅，它在政府公債上的江湖老大地位再也無人能夠撼動。
即使在所有銀行都難逃破產命運的1857年，也沒有一家羅斯柴爾德銀行虧損，最大的損失不過是盈利減少而已。
天主教銀行家：第三股勢力
法國的銀行家族勢力在1870年之前大致是猶太銀行家與清教徒銀行家兩大陣營對壘。猶太銀行家族中間，羅斯柴爾德家族是顯而易見的領袖。清教徒銀行家族體係中間，首領就是米臘博家族。天主教銀行家族不像清教徒和猶太銀行家那樣飽受宗教迫害，這也是他們缺乏凝聚力的原因。
從1870年普法戰爭以後，第三股銀行家族，即天主教銀行家族勢力逐漸在法國形成。這個集團包括達維裏爾（Davillier）、魯伯薩克（Lubersac）、達摩其（Demachy）、古德霍克斯（Goudchaux）、萊西德科斯（Lehideux）等銀行家族。但是，第三股勢力其實是一種不太穩定的勢力，他們很快又分成兩派。一派天主教徒銀行家跟羅斯柴爾德陣營逐漸結成了聯盟，並且支持第三共和的建立；另外一派主要是跟崛起中的重工業集團聯手，而重工業集團的主力家族都是天主教徒，法國鋼鐵大王施內德（Schneider）是其中的領軍者。在這三股勢力中，羅斯柴爾德家族居於明顯的優勢地位。
金權的進化：從所有權到控製權
在法國的曆史上，無論是羅斯柴爾德家族還是貝列拉家族，這兩大勢力集團都跟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緊密聯係，但是他們同法國的實體經濟的聯係卻相對來說弱很多，除了在鐵路方麵投入稍多以外，在其他實體經濟行業投資興趣並不大。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由於工業革命前期的資金需求量對於儲蓄相對充足的法國而言，已足夠使用，充裕的資金供給使得國際銀行家們在競爭中利潤不高，因而缺乏足夠的動力；二是政府和外國戰爭的公債需求量極大，利潤既高又有保證，屬於爆賺加穩賺的投資。另外，資本稀缺的國家，其項目回報率相當可觀，又有當地政府的擔保，也屬高利和可靠的投資。在這樣的情況下，國際銀行家的資金其實並不直接進入本國實體經濟循環，而是在國際上追逐高額利潤。
從銀行的運作模式來看，在法國工業資本主義崛起初期的紡織、冶金、運輸和機械等行業的融資需求有限，法國的私人銀行模式足以應對。同時，熱愛儲蓄的法國人投資方向比較保守，傾向於買賣穩定可靠的政府和企業債券，而並不特別熱衷股票類冒險高的投資。如果投資實業，他們則傾向於投資私人和家庭企業，而不太願意投向那種大型的商業機構或者公司，所以大規模的股份製銀行在法國發展一直很慢，這一點和英國類似。
但是，隨著大規模鐵路項目的建設，這一局麵發生了深刻變化。
法國鐵路建設的高峰期是1830~1870年，鐵路工程的建設往往需要大規模的資本運作，而這種規模的資金需求就遠非傳統意義上的私人銀行體係所能負擔。私人銀行的投資主要是依賴某一家銀行的儲蓄，這種銀行模式在大工業時代，特別是在近代工業體係鐵路建設的崛起過程當中，遭遇到很大的挑戰。金融體係為了適應工業革命後期的大規模融資需求，必須建立起全新的股份製投資銀行、存款銀行、儲蓄銀行，還包括一係列保險公司等新型金融機構，這些金融機構通過把眾多散戶的儲蓄集中起來，然後再經由投資銀行的投融資運作，將這些數量龐大的資金投向實體經濟中資金需求量特別巨大的工業領域，產生可觀的回報。
在新型股份製投資銀行模式下，私人銀行家的角色就從過去使用自有資金的放貸者變成了調動公共資金的管理者，其實這個過程對私人銀行家是非常有利的。從前，由於私人銀行家使用自有資金放貸，私人銀行對行業的金融控製力一目了然，缺乏隱秘性可言。而新型的資產管理者角色，由於運作的是公眾的資金，在放大了對社會財富控製力的同時，不動聲色增加了隱秘性。在這種資產管理模式中，他們並不公開自己的身份，並且主要是從幕後來運作，這一高明的金融資本主義製度安排將公眾的視線進行了有效隔離。
在這一係列新興的金融機構背後，董事會的成員基本上還是同樣的銀行家族。巴黎巴銀行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
從1870年到“二戰”爆發，法國經曆了第三共和時代，羅斯柴爾德家族為首的猶太銀行家族是支持第三共和的主要金融勢力集團，但是清教徒和天主教銀行家族則傾向於反對第三共和。羅斯柴爾德為首的猶太銀行家族通過控製法國最大和最重要的股份製投資銀行機構——巴黎巴銀行獲得了巨大的財富，到20世紀初，巴黎巴銀行對法國的經濟和政治生活起到了決定性的影響。
至1931年，羅斯柴爾德家族控製的巴黎巴銀行，一共持有法國357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家族成員和家族銀行的高級管理人員在120家公司中控製著180個董事的席位。這種控製是經過非常精妙的金融資本主義手法來設計的，如股權中的無投票權和多重投票權的精心設計，原董事投票增選新董事等方式，都是實現由極少數特殊股東控製多數股東財富的有效手段。再比如，特權股東所持有的股票中擁有一股一票的投票權，但是發行給公眾的股票中，每股隻有1/10的投票權，如此運作可以確保特權股東對公司董事會的任命和公司運作的實際控製權。
為了抗衡巴黎巴銀行的影響，清教徒銀行家在1904年成立了一家自己的股份製投資銀行，這就是巴黎聯合銀行（UnionParisienne）。1904~1919年，以巴黎聯合銀行為核心，清教徒銀行家將各種金融勢力整合在一起，與以巴黎巴銀行為核心的猶太銀行勢力集團進行抗衡。實際上清教徒銀行體係和猶太銀行家體係對法國政治和經濟權的爭奪，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法國政治和經濟係統的癱瘓。特別是1934~1938年，這兩大勢力集團的爭鬥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導致法國在大蕭條中複蘇緩慢，更嚴重的後果就是1940年法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迅速失敗。
從法國上市公司的情況來看，1936年巴黎的證券交易所注冊的公司總數是1506家。其中大約有600家是關係國計民生的超級重要公司，另外還有大約200家非上市的重要公司，法國經濟中的重量級公司大約有800家。在這些公司中，猶太銀行家族集團控製了400多家，他們的競爭對手控製了300多家，隻有100多家是屬於不受控製或者其他勢力控製下的公司。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法國被德國占領的4年裏，猶太銀行家族的資產受到剝奪，其中也包括對上市公司的控製權。當然戰後這些權力被勝利的一方全部收回，戰敗的德國還需要連本帶利地進行賠償。
包括兩大銀行家族勢力集團在內，據統計有183個大財閥控製了當時的法國，成為法國著名的“200家族”前身。此外，金融家族加強了對政界和新聞界的滲透，銀行家投資新聞界或自己辦報者也比比皆是。這一切給法國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帶來了深刻影響。除了拉攏權貴之外，金融巨子們紛紛親自出馬，躋身政壇，出任拿破侖三世財政部長的阿希勒·福爾德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銀行家族的代理人進軍政界的也不在少數，如1962年戴高樂總統任命的法國總理蓬皮杜就是羅斯柴爾德家族法國銀行的總經理，蓬皮杜從1962年到1968年任法國總理，從1969年到1974年任法國總統。
金權的力量在經過200多年的進化，已經在法國樹大根深，難以撼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