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海洋
浙閩丘陵和兩廣丘陵，將中國的東南沿海一帶，從浙江東南部開始，一直到兩廣地區，切割成一連串麵積很小又彼此分隔的小平原。平原的背後是不斷綿延的山脈，山脈之間是一條條的河流。這使得東南沿海地區與中原內地的交通，以及小平原彼此之間的陸上交通，都比較困難，反倒是海上交通更為方便，於是這裏發展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區。東南沿海地區的居民係當地原有的百越部族與戰亂所迫逐漸遷徙來此的中原人群混合而成。百越先民自史前時代就已在環中國海地區廣泛航行，據考古學的研究顯示，在公元前5000—3000年間，從舟山群島開始向南，廣泛分布於華南、台灣及印支半島的大坌坑文化，其中的遺存證明了該文化的居民已經能夠建造獨木舟並進行深海捕魚。
在幾次大規模的中原人口南遷之前，這個地區的人口一直很稀少，所以古百越人的航海至多隻是個體性的冒險，並無什麼政治性的意義。在漢武帝出兵滅亡東甌和閩越之後，甚至將本就稀少的人口遷到江淮之間，放棄了當地的土地。在孫吳統治時期以及南朝時期，史書上經常看到征伐山越的記載，其中有相當部分分布在沿海丘陵地區。直到安史之亂和靖康之變引發兩次大的人口遷徙，東南沿海的人口才逐漸變得稠密起來。到十五六世紀，東南沿海的人口日漸膨脹，本地的農業經濟已經無法養活如此多的人口，於是開始了一種具有政治性意義的向海外移民的過程。伴隨著這一過程，東南沿海地區與周邊環東亞海域逐漸發展為一個廣大的貿易世界，形成了大大區別於中原農耕地區的社會結構與精神結構。
黑格爾曾經如此對比海洋與陸地兩種不同的社會結構與精神結構。“大海邀請人類從事征服，從事掠奪，但是同時也鼓勵人類追求利潤，從事商業。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類束縛在土壤上，把他卷入無窮的依賴性裏邊，但是大海卻挾著人類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動的有限的圈子。” 大海所塑造的社會結構天然地是自由的、平等的、開放的。根本原因在於，大海作為一個可以通達世界的自由通道，原則上無法被任何人所占領，勇敢的人可以去冒險，獲取財富；通過大海，人們也很容易逃避集權政治力量的管製。所以，大海孕育著自由，通過一種自生秩序的方式，人們自我組織起來，擺脫大陸式的集權秩序，去創造自己的命運。
自我組織並不代表無秩序，而隻是不依賴外部強加的秩序。自生秩序通常會依托既有的組織資源，對於中國的傳統社會而言，這種組織資源來源於宗族秩序。相對於中原地區而言，東南沿海地區的宗族秩序更加富有生命力。帝國政府對於東南沿海地區的控製力因山脈阻隔交通困難而大大減輕；沿海地區的這種地理空間，也使其在曆史上較少受到戰亂波及，因此當地的宗族秩序沒有受到過嚴重的破壞，其對社會的整合力量要遠強於中原地區。
對於朝廷來說，到海上討生活的人群，很容易脫離帝國控製，因此明清時期比較長期地實行海禁。但這不是朝廷的一廂情願便能夠奏效的，尤其是在明中期之後，帝國內部流通的貨幣不足，依賴於海外白銀的輸入，這隻能通過對外貿易獲得，所以朝廷不得不逐漸承認海商的活動，並最終解除海禁。
出身於東南沿海的華人海商們，此後逐漸壟斷了整個環中國海地區的貿易。日本、琉球、南洋群島等各處的小王國或貿易城邦等，需要參與到中國的朝貢貿易當中，這是利潤很大的貿易，而朝貢貿易的具體操辦者往往就是僑居當地的華人。他們為僑居地的土著王公帶來源源不斷的財富，從而獲得很大的影響力。
在這樣一種經濟、社會過程中，兩廣、福建一代的人逐漸建立起一個覆蓋整個南洋的社會空間。他們在這個空間裏如魚得水，南洋對他們來說同樣也是家鄉的一部分，並不是遠離故土的外國，下南洋也不是離開故國，而就是在同一社會空間中的內部移動，這種認知幾乎一直延續到20世紀非殖民化運動之前。對比一下南宋、南明的末代君主及隨同軍民的逃亡選擇，與同時代兩廣、福建百姓的逃亡選擇，可以很清晰地看出這一點。宋末帝及追隨他的非兩廣、福建出身的軍民，在元軍追擊下逃亡到了廣東一帶的海麵上，雖然仍可以繼續往南逃，但他們拒絕了，轉而北向並最終殉國；南明永曆帝在兩廣稱帝，之後的逃亡方向是雲南、緬甸，而不是可能更安全的南洋。因為對這些出身中原的人來說，南洋完全是另一個世界，逃往南洋就意味著徹底放棄了一切，雖生猶死。但是對於兩廣、福建人來說，逃往南洋是個很自然的選擇，因為那仍然是自己所熟悉的社會空間，很多人也確實就逃到了那裏。南洋是個社會概念，其特征是通過海洋實現的社會網絡構建；帝國則是個政治概念，其特征是軍事與政治征服及秩序正統性的擔當。兩廣、福建人如果被迫逃往南洋，最多是丟掉自己的政治身份，但是社會身份不會丟失；他們仍然可以嵌合在一個意義世界裏，雖然正統性的感覺會受到傷害，但生活的意義仍得以保留。對非兩廣、福建的人來說，逃往南洋則政治身份和社會身份全都丟掉了，生活的意義徹底喪失，所以不可接受。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中華帝國的一個常常被人忽視、卻非常本真性的特征，即，它實際上是通過政治手段而對若幹個社會空間的整合。帝國內部，隻有在中原地區，政治空間與社會空間才是重合的，在非中原地區，政治空間和社會空間並不一定重合。因為帝國有一個政治統治有效半徑的問題，統治半徑由軍事和財政邏輯決定，而不由社會空間決定。中原的社會空間全部在這個半徑覆蓋範圍內，但是非中原地區的社會空間，經常是隻有一部分在半徑覆蓋範圍內。華南地區的漢人社會，以極深刻的方式呈現出這一點，它是南洋社會空間的最北端，被帝國政治空間所整合，但這一社會空間仍有很大一部分在帝國政治空間之外。我們過去常常以為中原表達著“中國”的本質屬性，但從政治空間與社會空間重合與否這一角度來看，會發現，中原實際上是特殊的。谘諸世界曆史上其他文明區的偉大帝國，同樣可以發現政治空間與社會空間的不重合性，這差不多是帝國的一種常態。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意識到，由於這種不重合性，對帝國治理來說，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便需要各得其正，也就是說，兩種秩序需要劃定各自的邊界，否則很容易相互傷害。我們經常說中國是“多元一體”，這裏的“一體”所表達的是政治性統一；“多元”所表達的則不僅僅是族群差異，更是一種社會性差異，比如，邊疆地區與其他族群混居的漢人群體，就並不因其漢人身份，而與中原共享同樣的社會空間，反倒可能因為與當地其他族群頻繁的日常互動，而共享社會空間。“多元”並不能否定“一體”的政治邏輯，“一體”也不應無視“多元”的社會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