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廣林經濟開發區拆遷的操作模式是在拿到房管局的拆遷批文和拆遷公告後，由廣林開發區拆遷辦總體協調、落實拆遷項目的推進，1、一是拆遷任務的安排，根據總體拆遷量，民房、廠房按戶頭落實到各村、社區組成的拆遷工作組；2、指定評估公司對所有被拆遷人的房屋及附著物進行現場評估；3、指定拆遷公司協助各個工作組進行拆遷洽談，簽訂拆遷協議，負責房屋拆除及磚渣清運。
我就任龍橋村總支書記後，在廣林經濟開發區內有拆遷業務的主要有4家拆遷公司。
當苗科長問及我拿了拆遷公司多少錢時，我準備毫無保留地將拆遷公司同我個人的經濟往來作個交待。
一是誤餐補貼。拆遷公司在2006年到2009年間沒有給我們任何補助，隻是在拆遷項目進場後，輪流請各個工作組的成員吃飯。2010年，四家拆遷公司協商後認為，輪流請吃飯一是耽誤時間，而是太費事，不如給工作組的每個成員發些誤餐補助來得實惠。於是就製定出了統一標準，每次拆遷進場大組長1000元，小組長500元，工作組成員200元每人。因為是整個開發區二、三百人都在拿。我也沒有拒絕的理由。我粗略地算了一下，近幾年的拆遷項目，我拿了不低於25000元的誤餐補助。
二是春節慰問。四家拆遷公司感覺到我們工作辛苦，給他們支持巨大，因此每逢春節都禮節性地對我們各個大組的組長進行慰問，送上1000元的購物卡。因為所有的大組長都收下了我也沒有理由拒絕。這方麵，我共收了4年的慰問金，計16000元。
接下來，苗科長有窮追猛打，逼迫我交待其他問題，我一不做二不休，將我有可能違規違法的問題都做了交待。
2009年10月份，龍橋浴室老板在拆遷後為表示感謝，到我辦公室送來一個包著現金20000元的信封，我不肯要，就在拉拉扯扯之際有人在辦公室門外敲門找我辦事，於是老板拔腿走人。第二天我打電話讓他將錢取走，他堅決不肯，在之後的幾天裏我打了十幾個電話，浴室老板都不肯將錢取走。由於我不認識他家，加上那一段時間特別忙，我就將錢鎖在辦公室抽屜一直沒動。後來我感覺錢放在辦公室始終不是個事，托朋友打聽到了浴室老板的住址，於是我讓一名退休的村委會副主任和一名在職村幹部兩人前往浴室老板家中將錢當麵退給了老板。
但就是這我退回去的20000元，我本以為不能定我受賄罪的，但是紀委和檢察院偏偏就給我定了罪，理由是我將錢退給浴室老板時已經超過3個月，我收錢與退錢的間隔時間是3個月零7天，因為超過3個月不退的應當認定為受賄。可憐我以前根本不了解這一法律規定，最主要的是主觀上我是要退的，但人家不接受我又不知道人家的住址，我希望調取我和浴室老板的通話記錄，以證明我想要退錢的主觀事實，紀委、檢察院均不予理睬。
我最後交待的一筆是2006年的一筆舊賬。當時因為道路建設，由邗城市建設局下設的“邗城市綜合整治辦公室”負責征地、拆遷工作。那時候我還是村總支副書記，負責此項工作，同整治辦的肖科長對接，因為之前邗城東入口的整治，我和整治辦的肖科長比較熟，所以這次的道路建設，肖科長也是特別的關照，對村集體資產的拆遷補償也較高。當征地拆遷工作臨近尾聲的時候，時間也快到春節了，這時候肖科長提出多給我們2萬元，讓我們給他們置辦20條南京“九五至尊”，我覺得在村裏走賬不妥，於是讓肖科長把拆遷補償款打給了拆遷戶—木材市場的王老板，王老板在收到款後買好了香煙，肖科長命人直接報我的名從王老板處取走。
然而這一筆賬，我連一包香煙都沒有經手。他們沒敢去找他們的上一級邗城市的建設局去核實，直接就定成了我受賄，並且還利用證人對我進行進一步的栽樁陷害。
9月10日的上午，我從起床就開始交待問題，將問題交待完後方才吃午飯。這個上午我將所有的自己認為有問題沒問題的事情都竹筒倒豆子，徹徹底底、完完全全地進行了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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