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題記
科學家，不僅僅是這個世界的探索者和反叛者，不僅僅是這個世界的知識的生產者和傳播者，更重要的還是這個世界科學文化與人類精神的鑄造者和體現者。而且，基於他們對知識價值和人類福祉所具有的天才的判斷力，他們必須具有對民族、對人類、乃至對整個地球生命存在的高尚的責任意識和良好的道德水準。為此，科學家應擁有一種特殊的優秀品質和高貴的犧牲精神，一種“先天下之憂而憂”和“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超前意識和博大胸懷，一種橫掃世界林林總總和洞穿未來千年歲月的犀利目光。而這種品質、精神、意識、胸懷和目光的形成，關涉到科學家所具有的道德修養和對探索世界的真諦而深藏於內心的永恒的焦慮以及真正的追求動機。於是我們說，科學家是這個世界最沉重的一個角色；科學家的人生是與眾不同的另一種人生。
開場白
文學與科學的生死情緣
都說，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靠的是緣份。我與蔣新鬆的相識，或許便是一種緣份，一種至今也說不清道不明的緣份。
說來慚愧，我和絕大多數中國人一樣，過去對蔣新鬆一無所知，甚至，我連蔣新鬆三個字都從未聽說過。蔣新鬆早在1931年9月便來到了這個世上，可我在66年之後的1997年1月才知道，中國除了有個唱歌的蔣大為和死了後才出名的蔣築英外，居然還有一個被人稱為中國“機器人之父”的蔣新鬆！
當時，我正為采寫長篇報告文學《中國863》做準備。有一天，我在采訪中聽人給我提起一個叫蔣新鬆的人。說實話，當時我聽了後並無什麼反應，更未引起什麼重視，隻是出於一種禮節，很順便地問了一句：
“蔣新鬆是幹什麼的？”
對方一邊撥著電話，一邊淡淡地回答說：
“搞機器人的。”
我楞了一下，又問了一句：
“有什麼特點嗎？”
答：“當過20年的右派。”
不知什麼原因，就這短短的兩句話——尤其是“當過20年的右派”這句話，我一下子對蔣新鬆便有了興趣，甚至還有幾分激動。我當時的想法是：搞機器人的專家很有職業特點，且人數少，鮮為人知；而20年的右派經曆，也不可能沒有文學魅力。於是，我當即判斷：蔣新鬆是個人物，應該是我追蹤的重點目標。可等我進一步打聽，這才知道，蔣新鬆是個大忙人，且飄忽不定，形影無蹤，一時間誰也說不清他到底身在何處。
不過，我還是很快想法找到了蔣新鬆的電話，而後，北京-沈陽，沈陽-北京，廣州-成都，南京-天津，滿世界找他。但始終渺無音信，無緣相見。直到1997年2月29日上午10點，我才終於在北京皇苑大酒店二樓會議室第一次目睹到了蔣新鬆的尊容。
那天，國家科委在皇苑大酒店召開關於“863計劃”的一個高層專家會議，事前我從國家科委辦公廳副主任蒙建東女士那裏獲得信息：中國高科技領域中一批最權威的科學家將出席此次會議，像水稻專家袁隆平、自動化專家吳澄、通信專家鄔江興、計算機專家李國傑等均要親臨會場，而作為自動化領域首席科學家的蔣新鬆，自然也會登台亮相。於是我於29日上午8點30分驅車趕到皇苑大酒店，並住了下來，打算在此與蔣新鬆首次“接頭”。
9時正，會議開始了，生物、信息、航天、激光、自動化、材料、能源等高科技領域的數十名專家紛紛落座，濟濟一堂。我坐在人群中間，拿出我事先擬定好的采訪“黑名單”，首先與蔣新鬆對號。然而，科技界不像政界，一眼就能看出誰的官大誰的官小，誰的職務高誰的職務低，他們開會時，不按職位高低分前後，不依名望大小排座次，除了會議主持者和發言人坐於台上外，其餘專家全都很隨意地坐在下麵，既不顯山露水，也不裝模作樣，更不擺什麼臭架子，而個個平平常常，實實在在，完全是一副真正的人的模樣。因此，我很難分辨出誰是大科學家，誰是小科學家，誰是有名的專家，誰是無名的專家，更不可能從人群中把蔣新鬆一眼就挑了出來。我隻好悄悄向身旁的人打聽：誰是蔣新鬆？旁人伸手一指，我抬眼看去，這才恍然記起，就在幾分鍾前，我在過道上其實已經和蔣新鬆見過一麵了，隻是由於他的衣著打扮、舉止言談以及在公眾場合的表現實在過於普通過於平常，致使盡管一向並不以貌取人的我還是一不小心便將他忽略掉了。
此時此刻，蔣新鬆就坐在我前三排的一個位置上，正認真聽著別的專家的發言。我一看便知，他絕不是我們在電視上或者生活中常見的那種“混飯吃的”“會客”，而是一個真正的與會者。他雖然沒用筆作記錄，卻很容易看出，他已經完全“入會”了，並始終用腦子在記，在問，在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