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軍總司令那種海龜似的鎮定自若，使那些感到在戰鬥最激烈時刻需要迅速作出決定的人怒不可遏。雖然形勢到了緊要關頭，霞飛卻繼續每天至少要吃兩頓美餐，並且為了晚上入睡不受幹擾，他保持他的晚上十點就要休息的習慣。很少有一位將軍敢於拿任何消息來打攪他。即使當德國人於1916年發動凡爾登戰役，傳送消息的信使卻被簡短地告知，霞飛已經就寢，任何人不能驚醒他。
霞飛還避免接電話。他的命令是由副官通過電話發布的，副官也接聽所有打來的電話，這樣給他以思考的機會。有時一位重要的部長要他親自接電話，他也設法推托。除了聽以外，他既不回答，也不評論；事實上，他幾乎從不表示任何態度。他對任何信電或正式備忘錄，也顯出同樣不信任，象是一個狡猾的鄉巴佬，多疑地拒絕在任何書麵上簽字。據一位同時代人回憶，霞飛的即刻反應是“把它裏麵翻到外麵，檢查每一個細節，常常唯恐落入別人陷阱或圈套”。
當陸軍部情報首腦卡朗瑟上校於謁見霞飛，為了極端需要重炮兵想得到霞飛的同意時，這位總司令和藹地聆聽著，偶爾點點他的大腦袋。受到鼓勵的卡朗瑟，繼續訴說許多事實和數字，越來越感到茫然不知所措的上校，意識到他是在獨白；霞飛一言不發。霞飛最後就像一個慈祥老父親一般輕輕拍一下這個已經筋疲力盡的情報軍官，示意要他離去，含糊地評論說，“你總是喜歡你們的炮；那好極了。”
加利埃尼是另一種人——一位富有想象力的戰略家，他的無限精力使人看不出他的六十五歲年齡和衰退的健康。他對這座一半已經荒廢的城市，發表了一份值得紀念的聲明：“共和國政府的成員已經離開巴黎，去給國防以新的推動。我受命保衛巴黎和抵抗入侵者的責任。這個責任我將貫徹到底。”
後來加利埃尼又自言自語地說：“政府已經遷往波爾多，留我一個人在這裏同居民一起，他們直到現在是受了騙人的公報的欺騙。”
幾小時內，一小支由士兵組成的隊伍開始構築塹壕和路障，並增援周圍的炮台。回顧1870年巴黎圍城時，饑民吃動物園裏的動物和家裏供玩賞的動物，加利埃尼在這個城市的體育場跑道上和公園裏，養滿了牛、綿羊、豬、山羊和馬。乘機牟利是被堅決製止的，因為他說，“不但有必要使巴黎不缺食物，而且還應吃到和現在同樣的麵包。”酒的供應置於嚴格監督之下。對可能資敵的任何機器或設備，都作出了遷移的安排。不但在愛弗爾鐵塔下麵，而且在橫跨塞納河、瓦茲河和馬恩河的八十座橋梁下麵都埋藏了炸藥。
但是加利埃尼本人並不滿足於僅僅防守巴黎。一位飛行員晚些時候回來報告說，德軍縱隊正在改變他們的進軍路線。第二天清晨，空中偵察和騎兵偵察都證實，德國人的確修改了他們從正麵攻擊巴黎的計劃，已經轉向首都郊外的東南郊。對地圖的簡短研究向加利埃尼顯示，德軍的新路線提供了一個側翼攻擊的大好機會。他喊道，“我不敢相信有這樣的事情，這太好了，使人不敢信以為真。”
當五個德國集團軍逼近巴黎時，同德國最高統帥部的時斷時續的無線電聯係突然中斷了。除一起前進的第一集團軍和第二集團軍外，沒有一個指揮官能準確地知道其他集團軍的方位，現在毛奇的改變史裏芬計劃不得不開始付出代價了。原來計劃的這個戰略，是故意削弱德軍的左翼，引誘法軍右翼從築壘的塹壕出擊，然後轉而受到繞著軸線旋轉過來的德軍右翼從背後的攻擊。但麵對法國堡壘係統的在左翼的德軍將領，勸說毛奇加強他的隊伍，這一違反史裏芬計劃的改變，卻使法國士兵安全地守在他們的地下據點裏。毛奇還抽調了兩個軍到東線去對付俄國人，從而削弱了他的右翼。
因為入侵是一個龐大的突然襲擊的車輪運動，最外層的部隊必須竭盡全力，較快和較猛地衝向前去，才能和內層的部隊相呼應。缺乏作戰情報的克盧克，隻有一個模糊的概念，即他是在什麼地方同協約國軍隊對峙。他完全不知道法國第六集團軍正在迫近他的右側翼，卻接受比洛的建議，由他們實行聯合的向內旋轉的掃蕩，以襲擊法國第五集團軍。當克盧克和比洛向巴黎的前麵和東麵前進，而不是在巴黎的後麵和西麵前進時，史裏芬計劃又被進一步歪曲。這次調動還縮短了德軍的右翼八十英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