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給乾隆帝的奏文中，他提出了七條建議：
第一，增派更多的維吾爾族農民到伊犁，大力推行“回屯”。
阿桂有個估計，即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的三百名維吾爾族農民屯田收獲量，“可敷屯田回人一千戶之食”，而目前在伊犁的維吾爾族農民數目太少，最低還應再遷移七百名去，才能使“回屯”有所發展。
第二，增派數量更多的士兵，從事駐防屯田，即兵屯。阿桂把駐軍分成兩部分，滿洲軍隊負責駐守，綠營兵專事屯種。
根據當地自然條件和屯田發展前景的估計，阿桂建議將駐防的滿洲兵再增加六百名，與此相適應的是將現有的綠營兵一百名增加到一千名，這就既能完成駐守任務，又能保證駐防兵的軍糧供應。
第三，在發展屯田的基礎上，逐步增加駐軍的數目，提出“增派官兵請隨時酌量定數”。
阿桂認為如屯田的維吾爾農民和綠營兵都各達到一千名，到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就可以生產出足夠五、六千名士兵食用的糧食。
糧食足用，就可以相應增加駐軍的數目，以加強對這一地區的控製。
第四，陸續修建城堡，保證屯田的順利開展。
阿桂經過實地調查知道，伊犁地區的要害地點，“河北則固勒劄，河南則海努克”，“而地土肥饒之處則察罕烏蘇”。
因此他主張“應於海努克築城，以回人三百名屯田，用兵數百名駐防……察罕烏蘇築城，以綠營兵一千名屯田並駐防……固勒劄須築大城，凡駐防大臣公署、倉庫鹹在，以為總彙”。
第五，籌集馬匹和駱駝，設置沿途台站，以傳遞文書，運輸物資。
阿桂認為，伊犁現有的六百匹馬不敷使用，應再購買一千餘匹，再從烏魯木齊調五百匹駱駝，這樣便可設置多處台站，保證信息的傳遞和物資的運送。
第六，調運沿邊糧食到伊犁，解決當前軍隊缺糧的困難。
第七，從流放到新疆的犯人中，簡派能工巧匠赴伊犁，傳授內地先進的生產技術。
阿桂在新疆的實踐活動在伊犁屯田的成功，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都具有重大意義，它對於開發邊疆地區的經濟，密切西北與內地的經濟聯係，鞏固中國多民族的統一的國家，無疑是一個很大的促進。
而阿桂以他的遠大目光和氣魄，作出了具有開創性的貢獻。
......
從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阿桂長年在外，奔赴各省辦理河工和水利事務，主要經曆如下：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治理河南儀封、蘭陽等地的黃河決口；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在浙江勘察海塘工程，築魚鱗石塘、柴塘和範公塘，並往清江查勘陶莊河道及高堰石工；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治理河南青龍岡的黃河決口，使用下流疏引河，上遊築大堤，宣泄與堵截相結合的方法，頗有成效；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督造河南睢州堤工；
乾隆五十年（1785年），再赴河南，提出“引黃濟運”的方法，使漕運正常進行；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赴河南、浙江多地督修河壩；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赴荊州，承辦長江河工，主張采用先築壩，再挖引河的方法治理。
阿桂在多次治水的過程中，根據當地實際情況，盡職堵塞決口，修築堤壩，減少了水患災害帶來的損失，促進了農業生產的恢複和發展。
......
阿桂經常參與國家重大政務的決策，勤慎善斷，處理問題細致周到。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乾隆帝見國家庫存甚豐，就頒旨將康熙，雍正時沿續下來的各行省提鎮空名坐糧歸入養廉，另行挑補虛額。
這樣就需增兵六萬名，每年也需增軍餉三百萬兩。
阿桂上疏勸阻說：“國家經費驟增，不認為變多，每年支出將難以為繼。這一項新增的餉銀，每年多達近三百萬，二十餘年下來就需要七千萬。臣請求除去邊省外，無需一概增加。”
阿桂所言頗具眼光，但乾隆自恃庫藏充溢，不以為然，決計行之。
以後的事實表明這種挑補虛額的做法，不僅沒有製止武官吃空餉，而且由於每年多支出軍費三百萬，時間一長，就便清朝財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進入嘉慶時期以後，清朝財政日益拮據，人們這才認識到阿桂當年的建議是很有遠見的。
嘉慶十九年（1814年），吏部尚書索綽絡·英和在奏疏中說：“即如裁撤武官名糧，添給養廉一事，係乾隆四十六年奏準……臣聞其時，阿桂即有恐數十年後經費不支之奏。可見老臣謀國諸事，務期久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