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田智卡著點抵達餐館，陣勢不小，秘書、助理還有幾位幹事、安保，約莫有十多人，再加上盧燦帶來的七八個人，瞬間將小川家私菜館填滿。
“澄田先生，很高興見到你！”
“盧先生的大名，如雷貫耳！”
盧燦和澄田智，在二階俊博的介紹下，相互握手問候。
澄田智具有典型的東洋二十年代生人的特點：個頭不高，偏胖，花白頭發向後梳理得一絲不苟，舉止看起來很嚴肅，有些官僚做派。這也能理解，畢竟澄田智是大藏省空降到日銀集團的官員！
隻是，對方的臉色看起來有些板，讓盧燦有些不解。
不過很快，他就知道原因所在。
遂後，二階俊博和山田嶼之各自代表一方，又將雙方參與會麵的人介紹一遍。
盧燦的目光落在澄田智身側的中年人身上——日銀集團常務副總裁三重野康！
他竟然也來了？盧燦一愣，著實有些意外！也明白澄田智有些不悅的原因所在——不是針對己方，而是他的“同伴”三重野康！
與絕大多數企業一樣，日銀集團也不是鐵板一塊。
如果隻是簡單劃分的話，日銀集團內部大約能分為“日銀王子係”和“大藏省係”兩大主流派係，分別代表著“55體製”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兩大思想，彼此之間並不和睦。
1945年東洋戰敗投降，麥皇成為列島的主人。由於東洋央行在戰時基本淪為印鈔機，在一幫野獸們的竭澤而漁之後，戰後初期東洋經濟瀕臨崩潰。這時，麥皇亟需一位找一位猛人來重建東洋央行，也就是今天的日銀，試圖恢複經濟建設和金融秩序。
麥皇選擇了一個叫做“一萬田尚登”的人來重組央行。
這人在二十年代曾常駐德國，親身參與過魏瑪共和國與惡性通脹的對抗，是個有經驗的老司機。
一萬田尚登確實是個猛人，無愧於麥皇的信任，他一方麵嚴厲打擊各種投機手段，穩定物價，一方麵借助美元的強勢，以嚴苛的方式掛鉤美元，來穩定日元彙率，一舉壓下日元貶值的潮頭。
這一係列操作讓麥皇非常滿意，每次一萬田來訪，他都讓副官親自迎接。時間久了，一萬田成了東洋王公貴族覲見麥皇的橋梁，於是，大家給他上了個尊號叫“法王”。
法王本人極度厭惡通脹，主張對貨幣彙率進行嚴格控製，不能輕易放開彙率。此後的日銀總裁佐佐木直、前川春雄等，都深受他的“嚴控貨幣”的思想影響，被稱之為“法王後裔”。於是，這一派係的人也就有了“日銀王子係”之稱。
在外界看來，日銀王子係是保守經濟主義的代表。
與之相對應的，自然就是“新經濟自由主義”，而這一類日銀集團高層，絕大多數出自於大藏省，因而又有“大藏係”之稱。
日銀成立於1882年，很長一段時間，日銀都是獨立的金融機構，並不聽命於政府。
改變出現在1942年，為了給戰爭提供援助，為東洋續命，這一年，在天皇的許可下，內閣通過《東洋銀行法》法案，使得日銀歸屬於大藏省名下，為戰爭輸血。
戰爭結束後，一萬田尚登一直想要廢除銀行法案，擺脫大藏省的控製。
就在他即將成功之際，朝鮮戰爭爆發，麥皇的想法突然發生180度轉向——他需要東洋列島實施舉國經濟，支援朝鮮半島戰爭。
這一變化產生一係列深遠的影響，不僅打破了法王的央行獨立美夢，更導致一批雙手沾血的戰犯逃脫審判回歸政壇，譬如岸信介，又譬如“55體製”。
度娘上的“55體製”解釋太複雜，簡單一句話可概括為這是一種“政、官、財”三位一體的決策機製。再詳細一些的解釋，即以財界意誌為基礎，以黨派（自民黨）為政治代表，通過立法、行政等措施，由政府機構付諸實施的“政官財”三位一體的政治體製。
“55體製”是各方妥協的體製，這一體製下，大藏省最為獲利，成為內閣最為耀眼的部門沒有之一，甚至連首相都要看大藏省的臉色行事，大藏省也有“藏相”之稱。
也因此，大藏省對央行的控製變得更強，從1954年開始，連續三屆日銀總裁都是大藏省官員，從而培育出日銀集團內部龐大的“大藏係”勢力。
日銀王子係的核心訴求是，加強對日元彙率管控，對經濟發展進行嚴格掌控，同時還希望擺脫大藏省對日銀的控製。
大藏係的訴求與之完全不同，他們更希望寬鬆的彙率製度來促進市場發展，央行應該成為經濟發展的助推劑、調節器，而不是控製器，對於央行的控製權，自然更不願意放手。
到1969年，佐佐木直擔任日銀總裁，日銀王子係逐漸翻身。
佐佐木直弄出一個“窗口指導”來打破大藏省控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