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明史感覺興趣，說來話長。我在殷洲大學曆史係讀書時，選定‘明代改漕為海’作為博士論文題目，這一研究過程花了五年。論文完成後算是對明代萬曆時期的財政稅收製度改革有了一知半解，但遺留問題不少。為解決自己困惑，乃開始收集材料，當時正值澳明書局影印出版了《明實錄》，此書乃明代史料的淵藪，自然必讀。
結論從材料中來。多年以來摸索於材料之中，我對明史中的若幹方麵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開始擺脫了人雲亦雲的束縛。這些看法容或有所不當，但多少總可以有助於學術界的探討。
研究明代曆史，萬曆一朝是個繞不開的時期，史學界對萬曆一朝的評價有兩條公論，一則認為其“上接隆萬新政、下啟光榮革命”，在這一時期完成了華夏的資本主義萌芽、為華夏率先走向工業化和近代化完成了原始積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其中的標誌性事件，便是自萬曆十五年末頒布的《民律》。《民律》作為世界上第一部民事法典，從法律意義上確定了對私有財產的保護、明確了新的土地關係、確認了契約自由、婚姻自由和民眾權力，標誌著明朝由高拱、張居正開啟的隆萬大改革轉變為由萬曆皇帝主導的開明專製時期。
《民律》的意義怎樣闡述都不為過，筆者以為最關鍵的一條，在於其一改華夏兩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製的過程，逐漸回歸律法本位的國家治理思想，正是在這種思想的萌芽發展和推動下，華夏傳統的封建經濟開始飛速向資本主義經濟進展，私人資本積累愈多，它操縱公眾生活的權力也愈大，原本遊離於權力中心之外的階層也在不同程度的爭取自己的地位。
同時，商業資本又是工業資本的先驅，商業有了充分的發展，工業的發展才能同樣地增進，而工業的發展又帶動了生產力的飛速發展。WwW.com
與此同時，萬曆皇帝為製訂《民律》，發布聖旨招集各省商人、工人、農民、士紳、各族等各個階層代表入京共商，這一形式也在光榮革命之後被華夏共和國繼承了下來，成為如今‘國民大會’的雛形。
在萬曆年間，原本走向衰落的明朝忽然出現華夏封建王朝曆史上最後的盛世，國民經濟飛速發展，軍事、教育、文化等方麵相比於兩千年來華夏各個朝代都出現了跨越式的進步，大明從一個逐漸落後於時代的老舊王朝一躍成為橫跨五大洲的龐大帝國，這自然無法用僅僅產生強心劑效果的隆萬大改革去解釋，而應該歸功於萬曆皇帝長達三十餘年的開明專製。
當然，萬曆皇帝曾說過‘事物有其兩麵性’，萬曆皇帝將大明推上了最後的盛世，卻也親手埋下了危險的種子，這就是史學界對萬曆一朝的另一條公論——“明之亡，始亡於萬曆”。
華夏幅員廣大，情形複雜。以往的華夏王朝大多采取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不著眼於提倡扶助先進的經濟，以增益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後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明朝也不例外。
但萬曆十五年後，這種治理方式卻逐步被打破，《民律》的頒布和萬曆皇帝對工商產業的扶助支持，讓傳統的小農經濟遭到了沉重的打擊，封建時代傳統的男耕女織麵對工商行業的剪刀差和海外大型農莊的衝擊毫無抵抗能力，成為了封建經濟向資本主義經濟轉型時血腥的犧牲品。
故而在萬曆一朝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現象，一方麵沿海省份為主工商業發達的省份和城市經濟飛速發展，人民生活條件相對以前都有了跨越式的進步，但另一方麵，內陸以傳統農業為主的省份卻有無數農民、鄉紳破產並淪為流民，隨著時間的推移，流民數量越來越多，這也是之後天啟元年爆發的白蓮教大起義的經濟根源。
與此同時，《民律》在法律和思想上衝擊著華夏幾千年來的綱常思想，建立在小農經濟和綱常思想上的宗族社會逐漸解體，而以李贄、徐光啟、孔聞音為代表的新學思想家所提出的社會思想也正處於碰撞和過渡時期，社會還沒來得及形成統一的新思想，因此而造成各個階層思想的混亂，底層更傾向於傳統的神佛和愚昧思想，這就造成了天啟時期白蓮教大起義的思想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