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不代表財富，更不代表力量！錢本身是很難守住的，它本身就是流動的，真正有價值的是把錢變成可以滋生財富和力量的資源。……中國從宋朝到清朝的政府，由於貪婪導致幣值濫發，屢屢遭到唾棄……以往的曆史告訴我們，在國際競爭中，中國一個非常明顯的缺陷是，缺少大局觀，缺少國際視野，而這幾乎是權力不受任何製約下的必然結果，隻有民主的機製（通過競選競爭）才能把真正具有大局觀的優秀人才送到最合適的位置上。（一個不把人才當成最重要的儲備資源，並放在合適位置上的國家，必然造成人才嚴重外流，全民麻木不仁；要麼走上滅族亡國之路，要麼帶來一場革命。）
“大清王朝從康熙乾隆到慈禧溥儀，還有那些一言九鼎唯我獨尊的官僚，一個個坐井觀天的狹隘、無知和狂妄，最終把一個創造了輝煌文明的民族引入大劫難，使華夏生靈塗炭受盡屈辱。當這些愚昧的君王至今仍被頌揚和豔羨之時，國人的反思又在那哪裏呢？——當一部部清宮劇把意淫出來的強盛和奢華重新還原，有多少人忽略了它背後的愚昧和落後呢？一個自以為是不善於反省的民族很難進步，因為它連基本的方向都沒有把握好！……中國有著漫長的專製統製，缺乏民主這一重要基礎。……在中國曆史上的專製時代，貿易是封閉的，工業領域中的資源配置常常是扭曲的，金融更是難以發展。……古代的統治者推崇儒術，因為儒家強調個體對國家的責任和義務，而很少提及政府對民眾的責任和義務，很少提及個體應該享受的權力、尊重和保障。這實際上是為強化統治服務。因此，王朝的更迭隻能通過戰爭，兵變等方式來解決，而大部分政權的更迭，都往往意味著毀滅性的戰爭，將社會辛辛苦苦創造的財富付之一炬，而要從這種毀滅般的災難中恢複是很難的。……等到新的王朝建立，一切重新開始。起初，新王朝的領導者勵精圖治、兢兢業業，而後由於缺乏民主機製對權力的製約，統治者逐漸淪入享樂、腐化的深淵，使民不聊生，生產力遭到極大破壞，而每一次巨大的破壞都意味著再推倒重來。這樣，中國的曆史一直在這種‘發展和創造——破壞和毀滅’的循環中掙紮（世界列強正是利用了中國腐敗的專製體製，一次次將國民積累的血汗錢洗劫一空，並像對待牲畜一樣對國民進行奴役屠殺）。假如中國從宋朝就建立起民主製度，避免戰爭引發的政權更迭，創造的財富一直不斷累積持續到現在，那麼，世界上除了中國以外的國家總加到一起，恐怕也沒有中國富裕和強大（如果整個人類世界積累的財富不在戰爭與惡性競爭和浪費中損毀，如果地球人口保持在合理的數量之內，每一個地球人都會過上美好的日子！）。”
今天，博遠為能夠看到時寒冰博士這樣的文章、言論不被封殺而感到高興；更為聽到像空軍上校戴旭這樣敢講真話、冒死諫言的軍人的呐喊而感動！這就是社會的進步，也是當政者尊重人權和自由民主，越來越自信成熟，並不斷提高執政能力，帶領全國人民共創美好明天的決心。
上下五千年來，華夏子孫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在一次次血的教訓中，在一次次麵臨著滅種滅族亡國的變革中，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了用自己的腦子對世界、對社會、對現實、對真理，對真善美醜、對各種政治製度的優劣進行思考辯別，分析研究。終於有一些人開始以探索的、更為科學的眼光重新審視西方，也重新審視自己。像博遠這樣的青年草民也是其中之一，這在一些大人物看來，他孟博遠實在是不自量力。但在改革開放這三十年來的洪流中，人們積累財富的常規思維已經被變幻莫測的股市、樓市與虛擬經濟給打亂了，這也讓博遠有了越來越重的風險和憂患意識——當我們富起來的國民越來越多的心思用在蓋房子、存金銀紙幣，用在洗腳、洗頭、賭場、娛樂會所、娛樂歌星影星身上時；當我們的國民用出賣一切掙來的那點錢不得不送給腐敗的官吏時；當我們那些有能力和資本的人都紛紛去國外發展、為他人效力時；當我們的人才流失、資源銳減，環境汙染、生態惡化，一步步滑向災難時；我們上至高官下至百姓的反思和實質上的改變在哪裏呢？有誰能看到、看到我們的周圍已經被群狼包圍？難道非要等到被咬死、被宰割的前幾分鍾才醒來嗎？可怕的是，我們醒來的時候一切已無法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