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批判作家已經不大可能了，學習也找不到人，作協存在的最大功能，就是由政府撥款養一大批工作人員以及少量寫不出東西的作家，再就是組織一些作家四處走走，搞點旅遊式的創作活動，事實上，已經跟工會什麼的很相似了，變成某一部分人的遊樂團體，遠遠抵不上韓寒的賽車俱樂部。
即便如此，隻要作協國家作家的這個桂冠還值錢，社會上還有人買賬，作協就依然會有吸引力，哪怕腐朽沒用到了家，也散不了。
“秦火”之餘的閱讀
目前圖書出版行業，60%以上的份額，依然被教材和教參教輔占領著，餘下不多的份額裏，真正思想文化類的書籍，比例是越來越小。除了個別講究一點的知名書店之外，街上大小書店裏，擺放的幾乎都是技能類、生活類、養生醫療類和勵誌類的圖書。量比較大還有點知識含量的書籍，隻有兩種，一種是法律書，一種是外語書，而這種書籍也等於是一種技能類的書。
一個非常喜歡讀書的年輕朋友跟我說，現在我們的書業，很有點像秦始皇焚書之後的狀況，書雖然還有，人們也讀書，但多為占卜的、治病的、種樹的和法律文書。近年來出土了很多秦朝的簡牘，法律文書最多，其次是占卜的和治病的書。有的官吏死後，還把這些東西殉葬，可見，對書還是蠻喜歡的，隻是取向很實用。
秦始皇時代的閱讀，是焚書坑儒暴政的結果，包括官吏在內的讀書人，不得不如此，萬一讀了詩書百家言，被人告發，就是死罪。而我們現在，離“文革”焚書的時代已經相當久遠，80後和90後甚至已經完全記不得當年有過這麼回事。為什麼我們的閱讀，還會如此趨於實用？
生活書和技能類的書多了，並不是壞事，大家都去學外語、學法律、學會計也不是壞事。但是相應的，思想文化類書籍的銷量，本應該也水漲船髙才是，至少不應該像今天這樣大幅度下降，一些很有分量的曆史文化類書籍，出版後能賣到上萬，已經算是暢銷了，學術性稍微強一點，就隻能印幾千。回想改革之初，世界名著一開印就上百萬、學術書也可以印幾萬幾十萬的日子，恍惚若白頭宮女說玄宗。
這種狀況有兩個原因。一個方麵是讀者的問題。學生從小學、中學到大學，得不到人文精神的滋養，從家長到學生，彌漫著畸形的實用主義空氣。凡是對考試對今後謀生的技能暫時無關的書籍，都被視為無用，棄之如敝履。即使那些考文科的學生，入校之後，隻讀教科書的，也不在少數。對於曆史文化類的書，相當多學生能接受的，隻有非常通俗甚至非常濫俗的心靈雞湯和講故事的書。當然，網絡的流行，很多年輕讀者滿足於網上閱讀甚至網上查閱，也是思想文化類書籍銷量下降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另一個方麵的問題在出版者身上。雖然說，出版者也非常渴望出版一些至少是貌似有文化品位同時非常暢銷的書籍，但他們也知道，像於丹、易中天這樣的奇跡，隻是異數，不大可能反複再現。稍微有點思想性的書，出了就沒準有風險，一不留神，出版社負責人的烏紗帽興許就丟了。因此，眾多的出版者，為了保險起見，往往不敢更不熱衷策劃出版真正具有思想和文化品位的書籍。既要出書掙錢，又要沒風險，最佳途徑是出教材，但教材剛放開不久，又收了回去，還是教育出版社壟斷。出外語和法律書也保險，但也是專項出版，除了專門的出版社，別的社不好染指。剩下的空間，大概也就是生活類、技能類和養生類了，害得書店裏的書，像是遭過秦火一樣。
以上諸因素中，隻有網絡的衝擊是個客觀因素，剩下的主要是因為教育和出版氛圍出了毛病。隻要我們的教育界和出版界，真正有心振興文化，著意培養下一代的人文精神，年輕一代自然會意識到，僅僅依靠網絡，是不可能完善自己的心靈世界的，網絡的存在，將會成為圖書出版業的催化劑，而非毒藥。
如何破解東方家族政治的宿命?
剛剛卸任一年多一點的韓國前總統盧武鉉，跳崖自盡。盡管很多韓國人對盧武鉉的死感到悲痛，執政黨甚至擔心盧武鉉的葬禮會導致一場反對現任總統李明博的騷亂，但是盧武鉉的死，還是跟其親屬接受商人不當錢財有關，無論盧武鉉知情與否，有無政治追殺的情事，其家族的弊案畢竟是存在的。
回推上去，自打民主化以來，韓國卸任總統，無論左右，個個都逃不出家族弊案的牽連，前總統的悲劇，似乎成了韓國民主政治的某種宿命。
再放眼望去，整個東亞和南亞，這樣的事情比比皆是，菲律賓如此，印尼如此，印度和巴基斯坦似乎好不到哪兒去，我國台灣地區的前領導人陳水扁正在收押，其栽跟頭，也是其妻子和兒子率先受賄。連號稱具有比較成熟民主製度的日本，其家族政治的名聲也不怎麼樣，弊案時有所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