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後直至20世紀70年代末的20年裏，依我的眼看來，中國根本不曾有什麼城市建築、城市規劃的總體性業績可言，而隻不過僅僅有過一些個別的、具有時代標誌意味的城市建築物罷了。它們矗立在極少數的大城市裏。如北京早年的十大建築。以我的家鄉哈爾濱市為例，上個60年代初建起了一座“北方大廈”，高8層或12層，當年它是天津以北地區最高的建築物。同時還在沿江路建了一座“友誼宮”，它是市裏官員接待中央首長和會晤尊貴外賓的場所。以現今的星級標準來評定，當年它們大約勉強夠得上“三級”。一個國家的普遍的城市30年間沒有更換過城市建築，這在歐洲某些國家司空見慣。因為他們的城市裏的一幢幢或大或小的建築物幾乎一律是堅固的磚石結構的；而且，他們的人口，往往可以在幾十年內保持在一個不飆升的平衡上。但中國不同，從南到北，居民社區基本上是土木結構的。有些是“大躍進”時代的“突擊成果”。解放前遺留下來的觸目皆是的危舊房，解放後，大部分根本不曾獲得任何改造和維修。每一座城市裏，磚石結構的建築物十之七八要麼是解放前大官僚、大軍閥的豪宅，要麼是殖民主義和列強侵略的佐證。細分析起來，我們某些同胞崇洋心理的形成，實在也是情有所原。想想吧，我們土木結構的、經得起百年以上風雨的建築其實是不多的，而某些殖民主義和列強侵略的佐證性建築物，卻在我們的城市裏堅如磐石；想想吧，毛澤東同誌解放後僅到過哈爾濱市一次，僅住了一夜，而他的下塌處，卻是沙俄時期駐哈鐵路官員的俱樂部改成的“中央首長招待所”。哈爾濱市後來建起了“北方大廈”和“友誼宮”，我想與這一心理刺激肯定是分不開的。然而新中國的人口，卻已由1949年的4.5億激增到了60年後的13億。城市中三代同室、四代同室甚至同床的現象比比皆是。某些老人們睡覺的地方，往往是廚房裏鍋台後，比公共浴池裏的床塌還狹窄的幾條木板拚搭的所謂“床位”。老人半夜掉在地上摔折了胳膊、摔斷了腿，被爐蓋子燙傷了，煤氣中毒身亡了……諸如此類的事我小時候真是聽了一起又一起。在許許多多的城市裏，到處是比歐洲貧民窟更貧民窟的城市居民區，一片，一片，又一片！每一座城市其實都是一個極為隨意的概念，它往往隻意味著市中心的一小片區域和周邊幾條主要的馬路。我是中國第一代建築工人的兒子，我少年時期經常做的一個夢是終於在哪兒偷到了一盆水泥。因為我多麼想把自己家的窗台和鍋台抹上薄薄一層光滑的水泥啊！可是一直到我30歲了，已經離開我下鄉七年的北大荒了，已經從複旦大學畢業了，已經分配到北京電影製片廠兩年了--我首次從北京回哈爾濱市探家時，那個夢想都沒有實現。那時已經是1981年了。後來我寫了一篇散文《關於水泥》，以祭我那少年夢。我的父親在20世紀60年代曾是建築業的群英會代表，他的一項發明就是用西北的某種黏土再摻上煤灰、骨膠粉以替代水泥。在我上小學時，一位老師曾將一塊磚帶進教室，放在課桌上，興奮地指著它告訴我們：“看，我們新中國也造出了耐火磚！”而我和我的同學望著那一塊磚，像望著一塊金磚。1985年我又回到哈爾濱一次，那時我少年時的家已沉入地下二尺多了。26年來的所謂的家，前接一點兒，後接一點兒，住著三個新婚的三口之家，再加上父母和一個生精神病的哥哥，總計12口人。因為我回家了，弟弟隻能在單位借宿。我們全院一共九戶，都是居住情況相差無幾的城市人家。整條街都那樣，前街後街也那樣。全哈爾濱市有八九處少則數萬人口多則近十萬人口的、居住狀況令人潸然淚下的如此這般的居民區！占全市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
而情況不是這樣的中國城市，當年又有幾座呢？諸位，我想指出的是--中國的城市建築，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悄然興起的。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無論是國家建築行為，還是民營企業的建築行為，除了被列為重點工程重點要求的建築物，僅就居民而言，標準都是不高的。有的可以說是很低的。但即使那樣，住進80年代的樓房裏的城市人家，卻又都是多麼的備覺幸運啊！以北京為例，前門西大街鄰馬路的幾排樓房，都是80年代中期的建築。我們耳熟能詳的許多文藝界、文化界先輩，當年都曾在那裏住過。所分到的也隻不過兩室一廳、三室一廳而已。現在看來，它們又是那麼的尋常，尋常得沒有任何建築風格或建築美學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