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仁和寬容的宗藩關係
中越兩國是唇齒相依的鄰邦，越南北部與中國廣西、雲南接壤，共同邊界線長1347公裏。中越關係源遠流長，在越南兩千多年的可考曆史中，有一千餘年是中國封建王朝直接治理“的郡縣；另一千年雖然是獨立的封建國家，但一直作為中國封建帝國的“藩屬”而存在。因此，越南的民族淵源、政治演變、經濟發展、文化模式都深受中國影響。
郡縣時代的中越關係作為越南曆史的特殊組成部分前已敘述。968年，丁部領建立獨立的封建國家之後，為得到中國封建王朝的認可，遣使攜帶貢物北上請求冊封，從此形成丁以朝貢休製為特征的中越宗藩關係：凡是越南新王朝成立，都要派遣使節晉見中國皇帝請求冊封為王。
宗藩關係是古代東亞特有的國家關係模式，它以儒家的政治倫理思想為基礎，主張“以德懷柔遠人”，寬容、誠信、克製、忍讓是這種關係的主導原則。在宗藩關係中，藩屬國獨立行使國家主權，獨立組織對外關係。雖然藩屬國要向宗主國定期朝貢，但這隻是為了體現對宗主國的尊崇；宗主國為了體現其強大往往回贈數倍於貢品的賞賜。藩屬國確立王位時須向宗主國請求冊封，但宗主國大多隻是順勢承認其統治地位；在國勢衰微時，宗主國為藩屬國提供的軍事援助也必須有藩屬國的請求。因此，在宗藩關係中，宗主國追求的是落屬國在名分上的尊重和順從。宗主國和藩屬國之間的關係講究“以誠信治天下”。宗主國與藩屬國即使有外交糾紛，也總是“曉之以理”、“動之以情”而使對方心悅誠服。
中越宗藩關係是儒家治世思想和等級觀念在國家關係上的反映。起源於中原的儒家文化不斷地向周圍較落後的遊牧民族地區擴散，逐漸形成以“華夏”為中心的世界秩序觀，內夏外夷、夏尊夷卑成為人們的心理定勢。這種心理定勢與儒家的等級秩序觀念、以“和”為主導的倫理模式相結合，延伸到中國與其他異邦諸國關係上，便形成了具有封建等級性質的朝貢國製度。
中越宗藩關係延續了一千多年，到了近代，法國殖民者逐漸蠶食越南，並以此為跳板，侵略中國西南地區。由於中越宗藩關係是以深厚的儒家文化為心理基礎的，法國對越南的侵略，不僅危及中國的領土安全，而且直接衝擊了儒家文化傳統。因此，清朝統治集團中的大部分人主張與法國開戰，保護中越宗藩關係。但中法兩國實力的對比最終決定了中越宗藩關係的結局。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一味妥協退讓的清政府即使在陸地戰場取得勝利也奉行“乘勝即收”的求和政策，落得個“不敗而敗”的下場。1885年清政府與法國簽訂了《天津條約》，越南正式淪落為法國的保護國，中越宗藩關係從此結束。
二、同誌加兄弟的情誼
近代以來，中越兩國同樣遭受帝國主義的侵略蹂礴，相同的曆史命運和遭遇使兩國人民心心相印，相互理解。清朝劉永福的黑旗軍同越南人民並肩抗法，1883年河內紙橋戰役震驚世界，擊斃了法國侵略軍司令李維業中校；1885年清軍愛國將領馮子材指揮的鎮南關和諒山戰役，重創侵略軍；19世紀末20世紀初，越南黃花探領導的安世農民起義同中國人民的友誼也傳為佳話；越南民族民主革命的先驅潘佩珠同中國人民的交往非常密切，而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先驅孫中山也曾多次到越南進行革命活動。胡誌明曾對毛澤東說：“中越兩國人民在過去是同受壓迫的朋友，現在是同幹革命的戰友。”胡誌明等越南領導人曾長期在中國生活和進行革命鬥爭，這些史實成為中越友好交往的曆史見證。
新中國成立後，中越兩國關係發生了根本變化。
1950年I月1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承認了越南民主共和國，越南政府因此把當年的1月18日定為越南外交勝利紀念日。1954年胡誌明主席在會見中國首任駐越大使時說：“地理、經濟、文化、曆史等關係，我們兩國本來就是兄弟之邦。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這種唇齒相依的關係更加發展，更加深厚”
1955年6月，胡誌明率代表團訪問中國，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國最高黨政領導人親自到機場迎接。1956年11月，周恩來總理應邀訪間越南，河內10萬市民在巴亭廣場舉行盛大群眾集會歡迎周恩來總理，兩國人民團結友好和全麵合作進人一個新的曆史階段。
隨後，中國政府和人民全力支持越南抗法、抗美和完成祖國統一的戰爭，向越南提供了巨大的軍事、經濟援助；越南視中國為可靠後方和堅強後盾。1950年1月胡誌明秘密訪華，請求中國援越抗法，毛澤東同意了，而此時新中國成立僅3個月，百廢待興，全國還未完全解放。1950年至1954年抗法戰爭期間，中國向越南提供各種槍支11萬多支，火炮420門，大批配套的彈藥以及通訊和工兵器材。中國剛定型生產的五六式半自動步槍和衝鋒槍，在中國軍隊還未裝備的情況下，優先援助越南5萬支。具有決定意義的奠邊府戰役與中國的直接援助密切相關，中國幫助越南建立的惟一配備重型榴彈炮的炮兵師在攻堅戰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中國軍事顧問團團長韋國清在奠邊府協助指揮，所有參戰部隊都配有中國顧問，而高炮顧問則配屬到連一級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