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會中的左派是雅各賓黨人，他們隻占有85個席位，可是卻具有極大活動能量，能調動社會最底層的民眾。他們最具有煽動性的主張是：限製財產不平等，即要求重新分配財富。其領袖人物之一的羅伯斯庇爾曾對國民大會說：“諸位立法者，倘使你們的法律不以溫和而有效的方法去限製財產之極度不平等，那麼你們對自由就不會有什麼貢獻。”這樣的主張贏來了巴黎和外省大量貧民的擁護，雅各賓黨人因而能夠成功地領導暴動。
1793年5月26日晚上，羅伯斯庇爾在雅各賓俱樂部發表演說：“當人民被壓迫時，當人民唯有自己可恃之時，還不願意鼓動人民起來的人便是懦夫……人民應該起來暴動，現在這時機已經到了！”
6月2日，巴黎貧民帶著大炮來到國會，準備開炮。國民大會不得不開除了領導核心中的吉倫特黨人，把政權拱手交給了雅各賓黨。隨後，吉倫特黨人被宣布為反革命分子，大多數被雅各賓黨殺了。
雅各賓黨的主要領袖是羅伯斯庇爾、馬拉、丹東，他們被稱為雅各賓三巨頭，此外還有聖茹斯特、科洛?德巴等等。1758～1794）畢業於索波恩大學法律係，1789年之前在家鄉當律師。其人深受盧梭學說影響，性格陰鷙，極富謀略，雅各賓能在各種勢力的較量中不露聲色，乘機坐大，可說是羅伯斯庇爾路線的勝利。1743～1793），瑞士的一名醫生，原籍西班牙。他是力主暴力革命的。富有演說天才，特別善於鼓動貧民階層，被譽為“人民之友”，後被刺身亡。1759～1794），律師，竭力鼓吹共和體製，他的演說，將輿論導向了共和主義。其人才氣橫溢，後來因政見分歧與羅伯斯庇爾反目。
雅各賓掌權之後，開始了革命的恐怖專政。由於經過數年折騰，各界法國人都產生了厭倦情緒。農民並未得到實際好處；政府沒收教會土地財產、反宗教的政策使許多人不滿；經濟遭到嚴重破壞，物價飛漲，民不聊生，日子變得非常艱難，因而出現了對革命和革命政府的懷疑，甚至對立。麵對這種局勢，先是由丹東組織了革命法庭，與反革命分子進行鬥爭。其實所謂鬥爭，就是判處反革命者死刑。
到了7月，丹東已因為跟敵人鬥爭不力而被免職，聖茹斯特和古東進入公安委員會，羅伯斯庇爾親自領導與反革命的鬥爭。9月，革命政府公布了《懲治嫌疑犯條例》，從而全麵拉開了恐怖專政的大幕。
為了應付商品匱乏，忿激派領袖紮克?盧指責商人是“自私自利者和騙子”。布列塔尼亞和諾曼底各省農民的叛亂，使糧食供應更加緊張。於是在肖美特和埃貝爾等人的煽動下，政府組織了七千人的“革命軍”，開赴農村強行征收農民的糧食；巴黎群眾高呼：“斷頭台應該跟著這個軍隊走！”農民受到了空前的壓迫。
10月，國民大會成立了中央糧食供應委員會，巴黎實行麵包配給製，給每個居民發麵包證，憑證領取麵包。肖美特領導的檢查機構挨家挨戶搜查誰囤積了多餘的糧食。馬拉區檢查員杜克羅格，在一戶有七口人的居民家裏發現了36個雞蛋，立刻予以沒收，並把它們分給了36位貧民。領導革命軍的埃貝爾分子，則主張嚴厲鎮壓所有商人；他們的首領埃貝爾在革命報紙《都新爸爸》上撰文說：“正如不能寬恕較大的商人一樣，我也不能寬恕賣胡蘿卜的商人……我發現小商店也和大商店一樣壞。”埃貝爾同時建議，把斷頭機帶到農村去，以便改變農民的“貪饞”。另一位革命領袖傅歇在宣揚糧食征收政策的成就時指出：“在這裏，誰都覺得富有可恥。”
埃貝爾和他那一派的傅歇，不僅主張消滅商人，還瘋狂推行滅絕宗教的政策，認為隻有如此才能算是徹底革命。他們關閉教堂，宣布宗教信仰為非法。傅歇甚至命令：所有死者的墓碑上必須鐫刻“死是永久的睡眠”！此舉把絕大多數篤信天主教的法國農民，逼進了反革命叛亂的行列之中。
雅各賓黨內部的尖銳鬥爭，開始於忿激派對羅伯斯庇爾政策的尖銳批評。他們認為政府沒有兌現經濟平等。羅伯斯庇爾領導的公安委員會以莫須有的罪名（英國間諜、盜竊犯），逮捕了紮克?盧和其他忿激派領袖，紮克?盧自殺。
1794年初，丹東與羅伯斯庇爾終於攤牌：丹東反對繼續鎮壓所謂的反革命；反對進一步流血，呼籲“要愛惜人類的血”！丹東是個麵貌醜陋、肝火很旺的胖子，行為不拘小節，不懂得檢點，隨處給人留下一些把柄；但他畢竟來自巴黎，胸襟博大，天性善良，富有同情心。羅伯斯庇爾則是從一個小地方來的理想主義者，道德上無可挑剔，行為謹慎，過著清苦的隱居生活；身體瘦弱，但氣質冷血，為了實現理想而不擇手段。在恐怖專政下，法國陷入了人人自危的絕境。丹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