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的一切，個別的建築物以及整個國家和教會大廈，都是以對血的信仰為基礎，而我們今天的全部設施都建築在對金錢、對現實的信仰之上。
“德國現在行動起來了，絕非出於輕浮的快樂，而是遵照必然性的法律……虔敬信教、平靜無事的德國！它痛惜地向留在身後的過去時代看了一眼，再一次深情地向那個古老的時代彎下腰去，與它吻別。”
《叔本華與尼采》：德，西美爾（1858—1918）朱雁冰譯。
西美爾是德國近代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他對貨幣、時尚、道德的社會學研究使其成為對現代社會洞悉最透徹的社會學家之一。
這本書是西美爾1902—1903年在柏林維多利亞女子中學所作的一係列報告的講稿。很驚訝柏林當時的女子中學會開設這樣深層次的講座，但慶幸的是有這樣的講座，讓西美爾付出了持之不懈的努力，將叔本華與尼采的思想以盡可能明白的方式呈現到我們眼前。
叔本華和尼采的相似是有目共睹的，他們對悲劇和瓦格納的熱情也是一脈相承的。然而他們不同的是，尼采相信一種人的進化，並把意義寄托於其中。而叔本華並不以此為信念。西美爾更欣賞的是叔本華，叔本華的“否定性”是跳出了曆史局限的更深的觀照。
“對一個終極生活目的的需求並未喪失。叔本華的哲學是對現代人的這種狀態之絕對的、哲學的表達。他哲學的中心是，世界和我們自身固有的形而上本質在我們的意誌中得到它全麵的和唯一決定性的表達。對叔本華而言，生命由於其本身的意誌，最終注定陷於無價值和無意義的境地。
“與叔本華相反，尼采從進化思想創造了全新的生命概念：生命從其自身出發，從其最本己、最內在的本質看是上升、增多，是周圍的世界力量向著主體日益加強的集中。生命本身便可能成為生命的目的。”
《經濟與社會》：德，馬克斯·韋伯（1864—1920）林榮遠譯。
這算是韋伯的最後一本書。全書兩個部分，分別寫於1911—1913年和1918—1920年兩個時段，於1920年韋伯去世後由其遺孀整理出版。它可以說是韋伯多年思想的積累，一方麵是對社會學概念的整體範疇梳理，另一方麵是討論宗教、市場、法律、政治共同體的具體社會學，厚重的著作很難讀完讀透，但絕對是一本值得時常取出並學習的經典。
對於思想家的浩瀚與洞察，最直接的體會莫過於讀到那些精準深刻得令人悲痛的警告性預言。思想家因為洞悉過程的實質，所以能指出問題所在，推導出可能的惡劣結果。他們或許希望這樣的警示能讓世人覺醒，然而事實往往是，即便他們發出聲音，曆史還是無可阻擋地掉入了他們預言的深淵。而這是他們最悲涼的偉大。
“民主化的消極意義是讓蠱惑性的政客獲得權力，而其積極意義在於政治領導人不再會僅僅被寡頭們所壟斷。獨裁專製特有的手段就是公民表決，它不同於平常的選舉，而是相信自己信賴的人具有領袖使命。
“一旦當官僚體製消極對付議會的幹涉，國家則會成為‘極權國家’的一個變種……對官僚體製的監督也就成為議會的第一個基本任務……需要議會能夠召集專家和查閱檔案，以此來對官員行為評估，即議會必須具有調查權。可惜，德國帝國議會並沒有這項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