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孔子的掙紮正是人類的掙紮。當然，這種掙紮一點不痛苦，用不著擔心。不掙紮就沒意思了。
顯然，人類對人性的態度是矛盾的，既甘為奴婢又想反抗，既高度服帖又不願放縱，既想不作為又想大有作為，總是“階段性需要”。像鞋帶一會兒盼緊一會兒盼鬆，被壓製久了，便要反抗，便向往絕對自由；待鬆弛得一塌糊塗，自由得沒了邊，又懷念起禮數和舊章程。這是一場難分伯仲的拉鋸，又總矯枉過正，很少能在均衡點上停留。比如20世紀初新文化麾下“解放人性”“打倒孔家店”的浪潮，不僅流行起無政府主義，連張競生這樣的“性博士”都很迷人，在每個領域，政治、文化、習俗、生理，絕對自由觀都大有人緣和號召力，都讓聽眾熱血沸騰。過了百年，忽又興起了“儒家熱”“國學熱”“禪機熱”（相伴還有“中醫熱”“養生熱”），這不是偶然的，大家似乎猛然意識到，“克己複禮”自有其深意：己代表的是純嬰兒天性，即私欲和衝動，如今不正是私欲混戰的年代嗎？而複禮就是規劃集體人格、完善社會倫理，就是對秩序和格局的籲求。尤其當人們痛感人心不古、禮崩樂壞時，當道德、情感、信仰遭遇大危機時，最渴望的就是不折騰，就是寧靜感、回歸感和複位感。再比如，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文革”、法國“紅五月”、美國的“性解放”轟然而鳴，拋開政治動員令不講，在這些狂飆運動中，暴力本能、破壞欲、性宣泄、無政府快感——人性的天然能量都從潘朵拉盒子裏越獄成功，政治和身體一起手舞足蹈，昏天黑地。而在其背後，都有“人性大解放”（把本能當正義，把人性當神性）的強大邏輯在支持，否則是沒底氣的。所謂“鬥爭”“革命”“批判”“造反”，有時也是一種性欲，或叫政治性欲。
這樣的循環能避免嗎？難，也無必要。就像潮汐、洋流、台風，如何避？人能做的，就是風潮來時，降低它的社會損耗和破壞力。但該發生的終要發生，凡事物都有周期率，“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社會變遷如此，人性風尚如此，思想運動如此，皆為候鳥式的來去。比如有時我們更需要魯迅，有時更需要胡適，有時覺得他們真該好好打一架，有時又覺打不到一塊去。無論他們是敵是友還是陌路，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需要和自己打架。我們在成長，時代在變化，我們的敵人在變，對立麵在變，都是移動靶，是遊擊戰。
再兜回人性吧。
對人性的表達，我覺得也有兩種：體內表達和體外表達。
體內表達即我們的欲望隱私，這根本用不著語言表達，讓身體自行表達就夠了，它想分泌什麼就分泌什麼。體外表達，就像一個人出門前要穿戴好，照照鏡子，像我坐在這兒說的所有話，都屬思量之後的發言，是一個負責的發言。人性的體外表達，並非對人性本身負責，而是對人性的交流負責，對暗暗追求的“真理”負責。其實，表達有時候很虛偽，並非你清醒地選擇了虛偽，而是每個言說者都情不自禁美化自己的智力，都追求話語成績和服人的效果，都忍不住向“真理”獻媚！所以，很多時候，我覺得有些“學術”顯得不學無術，很多煞有介事的爭鳴、商榷和研討，意義多在於儀式，討論之事多莫須有，屬詞語之爭，沒有核，為言說而言說，為蹊徑而蹊徑，為論文和職稱而忙活，很多教授天天幹這個。
比如，你要是問我“人性是善還是惡”，我怎麼回答？這是個偽問題，沒法說，不知怎麼說才真實，不知說多久才完整。正應了魯迅的表白：“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說到這兒，你可能會反駁，古代聖賢不是就人性說過許多嗎？是，隻有天真時代的人才敢說，而且我承認，迄今為止，最優秀的話都是古人說的，比如孔孟墨莊諸子百家，都捐獻了一筆詮釋不盡的話語資源，精神上看去也是一望無際、蔚為大觀。為什麼？因為說得簡、說得少、說得隱晦而曲折，有彈性有張力有潛力，一句頂一萬句，任後人各取所需、各盡其用，全看你的生產力了。與其說那是真知，不如說是天書、仙書。後人是喪失了這種天賦的，隻能高山仰止。
人性的內涵沒法說，人性的外延和衍生話題倒可以說，也有的說。像我前麵說的一堆，都是。若你非要問，我隻能說抓鬮吧，就像大學生辯論賽，抓到哪個就辯護哪個，沒有立場隻有屁股，靠辯論本身生成意義，演練口才和邏輯。所以，我的建議是，別把人性當學問和課題，把它當生活、當素材就可以了。別把它搞成政治、科學和硬道理，它麵對的應是文學和藝術，是一些更有機、更活潑的表現方式。所以，你後麵接的那個問題是對的，你打量文學中的人性，取的是它的外延部分。
前麵我說人對人性有周期性訴求，一會兒想絕對解放它，一會兒又懷念禮法和規製，忽冷忽熱，陰晴變幻。我覺得，中國現當代文學很順拐地照應了這種氣候：像當年鬱達夫、張愛玲等人的小說，穆丹的詩，《青春之歌》《雷雨》等“進步文學”，都及時對應了新文化新政治下人性對“解放”的饑渴和迷茫的騷動。最明顯的例子要屬七八十年代，當年的地下文學、手抄本文學，甚至像《曼娜回憶錄》這種生理手抄本，都是缺什麼補什麼的人性反彈。“文革”結束後，人們從習慣了迷信和獻身到開始說“我不相信”，在一堆傷痕文學背後，最值得注意的是張賢亮的人性小說，其《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綠化樹》等，用一種很悲壯的方式把中國人沉寂了幾十年的肉欲重撿了回來，我覺得很了不起，有女媧補天之感，且沒有假氣。但中國當代文學少有專注的時候，也許為了補課和倒時差吧，接下來有點眼花繚亂了，但核心是大解放。再一個叛逆是王朔，改革帶來的新理想、新浪漫和新崇高還立足未穩，王朔的“頑主”價值觀即呈掃蕩之勢，收買了人心和市場，有人說這是典型的人性化勝利，我覺得不是，是“人性氣候綜合症”給的機會，是崇高後遺症和消極人性的擴張。當“崇高”統治太久和“偽崇高”泛濫成災，人就開始搜索人性中消極和負麵的東西——甚至對露骨的私欲和粗魯的邪惡也倍覺親切，它們由於逼真、久違和陌生而讓人敬畏，這時候，流氓都可能成偶像。黑格爾有句名言：“當你說人性是善時，你說出了一種偉大思想；但當你說出人性是惡時，你說出了一種更偉大的思想。”這話非常有力量，但僅僅有力量而已，與真理無關，它代表了黑格爾的階段意向和時代症狀，屬選擇性發言。王朔小說也難逃“氣候”的周期，幾年下來，加上跟風者繁殖的空氣，人們受不了那種“我是流氓我怕誰”的空虛、那種殘酷的人性“真實”，人們必須逃走，投奔一些閃閃發光的東西，一些溫暖積極的東西，於是連汪國真的甜點都被搶去果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