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想到，這麼快（一年多的時間），世界經濟就從炙熱的世界金融危機中走了出來，這一切皆拜賜於史無前例的全球政府空前一致的貨幣、財政刺激。
20世紀30年代的那場大蕭條告訴我們，不救會有多麼不好，但是救呢，也沒有答案，所以是史無前例的。當世界經濟出現迅速反彈時，人們以為世界金融危機已經遠去，經濟學家們也開始憧憬下一輪經濟周期的重啟。然而就在此時，反危機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後遺症也開始逐步顯現：以政府部門的“杠杆化”抵消私人部門“去杠杆化”；以大規模貨幣刺激去為金融機構與金融市場“補血”，並沒有解決危機的深層次根源，卻引發了金融風險的財政化和金融風險的貨幣化。2010年的上半年是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下半年又打起了全球“貨幣混戰”。
發達國家新一輪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QE2）給全球經濟帶來了無盡的動蕩。第二輪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所釋放的貨幣和信用跑不到真實經濟裏麵去，都跑到哪裏去了呢？一部分（可能是大部分）在全球金融貨幣市場（尤其是債市和衍生金融市場）自我循環，一部分跑到大宗商品市場，一部分以“熱錢”的形式進入新興國家的資產市場（樓市和股市）。所以我們看到全球經濟呈現出相當怪異的現象，實體經濟總體委靡不振，但石油價格再次攀升到每桶80美元，銅價上漲到每噸8000美元以上，超越了危機前，創了新高，美國股市又回到了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倒閉前的水平。以傳統消費者物價指數衡量的全球通脹水平處於很低的水平，但很多新興市場國家的資產價格卻劇烈飆升（譬如中國樓市），通脹預期急劇惡化（譬如當下的印度和中國）。
所以我在想這本書的書名時，一直在斟酌是用“後危機”還是“危機後”。最後之所以決定用“後危機”，而不用“危機後”，是因為我堅定地認為危機還沒有過去，我不太相信反危機中不斷出現的向好指標能夠持續，世界經濟能重回過去數十年的“黃金時代”。
記得反危機剛開始時，經濟學家們熱烈地爭議著未來世界經濟複蘇的各種形態，V形、W形、U形、L形等各種說法莫衷一是。現在他們都偃旗息鼓了。
經濟運行有其自身的規律。根據經典的周期理論，“繁榮—衰退—蕭條—複蘇”是經濟運行必經的4個過程。我不能確定，全球經濟是否可以不經過蕭條就直接由衰退轉向複蘇。
經濟學家熊彼特在其名著《經濟發展理論》的第六章中專門論述了蕭條出現的必然性。蕭條其實是經濟進行自我療傷的一個必然過程。有了蕭條，未來的繁榮才會更健康。在政治周期的短視目標下，政治家的幹預其實是通過“抽大煙”改變經濟的自然規律，於是蕭條不常出現，取而代之的卻是衰退結束得更快，但複蘇卻不得不延後。
經濟要走出危機，必須出現熊彼特式的“破壞性創造”，它來自於對既有資源配置結構的根本性調整，從而產生出新的經濟模式和財富創造方式。
具體地講，美國必須完成回歸實體經濟的“再工業化”。“再工業化”也絕非回歸傳統製造業，而是基於實體創新的製藥業，替代能源、使用新能源或者節約能源的綠色汽車業為核心的所謂低碳經濟模式。美國是領導型經濟，它必須恢複其“重構、創新和再投資”的體製活力，為全球經濟的下一個長周期設計驅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