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明文選》reference_book_ids\":[7249559240807812111]}]},\"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過去我們把五四運動作為近代史和現代史分界的標誌，按革命史的劃分，就是舊民主主義革命與新民主主義革命分野的一個標誌。在這裏有必要說明一下，五四運動實際是分為兩個部分的。第一部分是新文化運動，叫五四新文化運動，從1917年蔡元培到北大當校長時就已經開始了，第二部分是1919年5月4日前後的抗議運動。一般來說，這兩個事件在研究中是不太加以區分的，統而言之稱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但在我看來，這兩個實際上是兩回事、兩個事件。
“五四”的確是一場很重要的運動，它的意義、它的價值需要我們進一步去挖掘，而不僅僅是傳統上說的那些東西。
新文化運動是一次文化啟蒙。在辛亥革命之後，很多有識之士對辛亥革命的現狀不太滿意。他們很不滿意，感覺為什麼革命之後，國家的政治、社會現狀還不如清朝。不滿意就找原因，他們認為我們的啟蒙不夠，中國人沒有經曆一次比較深刻的思想文化的變革。所以在很早之前，就有人開始做啟蒙工作，比如章士釗辦《甲寅》、陳獨秀辦《新青年》（《新青年》開始不是在北大辦的，是在上海辦的）。新文化運動首先是白話文運動，一種文體的改革。這個白話文運動一開始就對舊的文學、舊的文學形式進行批判，很激進。他們為了推行這種新的文體，就對舊的文體尤其是清末以來那種桐城派的文體進行批判，同時又往上追，追到唐宋八大家，追到《昭明文選》。後來有一個說法叫“桐城謬種，文選妖孽”，它實際上是對當時流行的古文體進行了批判，他們要實行白話文。白話文運動的起點是胡適，胡適後來說，他的主張還是技術性的，到了老革命家陳獨秀手裏，才變成革命。
其實中國早就有白話文，宋朝的平話就是白話文小說，後來的很多小說戲劇基本上是白話體。清末各地的有識之士進行啟蒙，辦俗話報、白話報，也是用的白話體。那麼，中國已經有白話文了，為什麼這時白話文運動會成為思想界的潮流？放到今天看，他們提倡的白話文，實際上有兩個東西是跟過去不一樣了。
第一，過去的白話文是不強調和古文體決裂的。它們是並存的，互相之間還有摻雜，許多白話小說中間都會夾雜一些文言詩詞，它們並不是互相排斥的關係。雖然士大夫們還是以做兩漢的散文、六朝的駢文，或者變形的四六文來展示自家的功夫，但是他們並不認為（至少有一些人不認為）通俗白話就是引車賣漿者流的東西。其中很多人，如馮夢龍、金聖歎等，也在整理白話小說。很多白話小說也是文人創作出來的。但是，到新文化運動時出現了問題——提倡白話文，要把文言打倒。提倡創作新的小說、新的詩歌、新的散文，打倒一切舊的文體，不用典故、不用成語，完全就是一種跟文言決裂的狀態。
第二，它跟以往的白話文不太一樣，它有很強的歐化的意味。它要講求文法，也就是講究語法結構。這是胡適先生提倡的，這個是很關鍵的一點。什麼是文法呢？講究白話，講究語法結構，它講究詞性，形容詞、動詞、名詞這樣的概念。把當時流行的西方這個語法引進到中國語文中來。這個工作《馬氏文通》就在做了，但此時落到了白話文頭上。為什麼要這麼做呢？這個時候學界認為中國語言學是一種科學，中國人沒有語法不科學，書寫說話都不科學，太不像話，因此要用科學的方法來書寫。當然最激進的方式就是把漢字廢了算了，幹脆用拚音字母。隨著新文化運動一出來，胡適說是陳獨秀讓它革命的，其實他一出來就有一種革命姿態，隻是他不說出來而已。當然陳獨秀更加具有革命的姿態，三個成立，三個打倒
白話文運動實際上是我們一係列歐化運動的一部分，所以在整個知識界引起的反彈不是很強烈。那個時候，整個知識界歐化的風尚遠比我們今天要猛烈。也有人不滿意這樣全盤西化，但是他們抵抗力是很微弱的，因為在當時知識界看來，歐化進步就是科學、就是現代，在那個時代誰能夠抗拒這些東西啊？實際近代很多變化都有這樣的意味，隻要打出科學、進步的招牌，如果再打出人民的招牌，那麼對方基本上就隻能繳械了。
今天來看這個白話文運動，它其實不是很成功的。把中國語言強安在這種主謂賓、定補狀的結構裏，害得現在語文教學很失敗。語文界的大師呂叔湘先生說，我們的母語教學真是很失敗，孩子們從小學到大學，幾萬個小時下來，還不能很自如地掌握語言。為什麼這麼失敗？在我看來，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教漢語的方式，我們實際是用英語的方式教漢語，我們強加於漢語這樣的詞性和語法結構，把這個語言教死了。反過來，私塾的教育方式非常有效。一些電視人對我說，他們最頭疼的是“的、地、得”，總得請教語言專家怎樣分辨。我說這玩意其實就是從“五四”冒出來的，以前沒有。“的、地、得”跟語法結構有關，古文不講語法，更不要提什麼“的、地、得”，那你會因此而看不懂古文嗎？會因此而覺得古文不美嗎？古漢語的魅力不在這，漢語本身是講究抑揚頓挫、合轍押韻的，那才是它本質的魅力。
我們學這種英語式的漢語，實際上唯一的好處是，在翻譯西方社會科學著作的時候稍微方便了一點。因為我們可以按語法結構對應嘛，我們可以往裏加、往裏套，用大長定語，還可以加補語。雖然看起來是很難看，但據說意思準確性增加了——其實有時候還不如直接看原文清楚。
這個白話文運動現在看來不是很成功，但在當時真是獲得了很大成功。到1924年，教育部頒布命令，所有學校都得用白話文了，它從一場民間運動變成了官方法令。這跟後來廢中醫一樣，雖然中醫沒有被當場廢掉，但中醫的卑微地位從此就定下來了。再怎麼牛的中醫也不能叫醫師了，隻能叫醫士。按這個架勢，如果不盡量把中醫科學起來，中醫就要被廢掉，但中醫科學化了以後，它還叫中醫嗎？中醫等於不廢而廢。這實際是我們一直沒有解決的一個問題：在現代化過程中，對於傳統學術，傳統學科，傳統技藝，我們應該怎樣保持、保存它們？即使談不上發揚，但都把它當垃圾淘汰掉肯定是大有問題的。
當時就是這個趨勢。所以後來新文化運動更進一步輸入新思想、廢除舊倫理、打倒孔家店。到了這一步，五四運動才回到它的本意，當年陳獨秀和章士釗的啟蒙，是進行深度啟蒙，要摧毀舊的框架、舊的倫理。雖然在白話文運動中，章士釗和陳獨秀是分道揚鑣的，但分別起到了對傳統的批判，起到進一步引進西學這樣一個啟蒙的作用。到了這一步的時候，個性解放和自由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基調，大批青年投入其中。這場思想解放運動一開始並不是一場社會科學意義上的革命，而主要是一場文學性的革命，或者說，是從文學角度開展的社會革命。當時興辦了大量的刊物，其中許多都是文學性的。很多人表現出個性的張揚和解放，追求衝脫舊的婚姻和家庭的束縛等。
如果沒有這場新文化運動，有沒有可能在1919年5月4日發生抗議運動？我認為是可能的，但它們兩個之間不存在必然的聯係，不是說先思想解放了，他們才能夠抗議賣國賊，抗議賣國政府。在中國曆史上，隻要出現了人們認為的政治危機或亡國危機，就會有學生起來。以前叫太學生，現在叫大學生，沒什麼區別。因為年輕人都有一種衝動，比較愛管這種大事。再一個，整個社會對學生比較寬容，學生們就可以享有一些特權。過去每逢科舉考試到試期的時候，學生也鬧事。學生砸個什麼店啊，上街撒個潑啊，隻要是群體性行為，大家都不太管，社會對學生有一種天生的寬容。
“五四”時之所以發生抗議活動，主要是與當時的政治形勢有關，而與前麵思想解放關係並不大，要我說雙方還有一點抵觸。為什麼會發生五四運動？“五四”當天，大家都說中國要亡了，青島要亡了，山東要亡了，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這顯然是當時許多人的真實看法，但我認為實際情況並不這麼簡單。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是1915年初日本提出《二十一條》的時候。此前，日本已經占了青島、占了膠濟線、占了山東，當時武力發生的關頭，人們也不知道會不會擴大。而且日本又把條約遞了過來，不簽就要開打。顯然那個時候是最危險的，但是當時有大規模的運動嗎？沒有。有一些抗議，但是絕對沒有達到“五四”這樣的規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