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彥大喜，道：“元卓先生身體安否？”
李典遲疑了一會，“不是很好，畢竟年事已高。我將你所著的《算術》交給了元卓先生，先生看過後，很是震驚，當即想來乘氏，被我阻止了，我答應讓你明年去曲城拜訪他。”
李彥正色地說道：“正該如此！”
臘祭過後，李彥給熊孩子們放了個寒假。不過他自己卻更忙碌了，每天都要聽取管家們的日常彙報，設計搬遷的方案，還要抓緊時間編寫他下一部數學專著，作為將要拜訪劉洪（字元卓）的禮物。
劉洪是東漢末年最有名的天文學家、數學家，“算盤”的發明者，後世尊其為“算聖”。數學老師李彥怎麼會不知道這尊大神？劉洪提出了月球運動不均勻性理論，編寫了《乾象曆》《七曜術》，並給《九章算術》做注。天文學是以觀測為主的學科，而且是長時間的觀測，李彥沒有搞出天文望遠鏡，也懂得不多，再加上從董仲舒以後，天文有點犯忌諱。
他打算根據古希臘歐幾裏得的《幾何原本》編著一本新的初等幾何學，命名為《初等平麵形學》。《幾何原本》這本書是曆史上最偉大的成就，它不僅給出了一整套數學體係（平麵幾何、代數、數論、立體幾何），更重要的是給出了公理體係、演繹法這種令人驚歎的方法論，使嚴密的科學成為可能。這不隻是數學史上最偉大的成就，而且是整個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成就，或者說為其他所有成就奠定了基礎。
不吹不黑，實事求是的說，中國古人從來沒有達到這個高度。《九章算術》並沒有一套邏輯體係，隻是一堆方法和應用題的集合。其可理解程度、易於教育的程度和易於擴展的程度跟《幾何原本》不可同日而語。中國古代最偉大的數學家就是三國時期的劉徽了，他做證明的意識是最強的，他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獨立建立了一套證明體係，但仍然不是公理體係。沒有明確列出公理，所以劉徽比歐幾裏得至少差一個量級。最最令人遺憾的是，劉徽以後的中國數學家大多沒有學到他的這套思維方法，隻學到他的一些具體成果，典型的買櫝還珠。
對漢代中國數學來說，最重要的不是解決難題，而是要發明一個研究方法，建立一個公理體係。李彥在第一部命名為《算術》的初等算術專著裏引入了阿拉伯印度數字（現代字母則用天幹地支替代），規定了現代的運算符號（加、減、乘、除、方、開方、大於號、小於號、等號、不等號），更重要的是引入了自然數集的概念，皮亞諾公理體係，並且在公理體係下證明運算規則的正確。這本專著並沒有過多的拓展，它是李彥對漢代數學家的一次試探，留給劉洪和他的弟子們思考的餘地。有了算術還要有幾何，這樣才是一個完整的初等數學，所以李彥謀劃漢代版的《幾何原本》就迫在眉睫了。
至於不告而取？作為一名學者，李彥自然不能幹這麼敗人品的事，一旦敗露就是身敗名裂遺臭千古。但作為李氏家主，李彥就秉承拿來主義，拿得心安理得，拿得理直氣壯了。就算李彥想要告知大家這是翻譯過來的《幾何原本》，一是李彥自己也拿不到原版的《幾何原本》，二是李彥也不懂古希臘語，三呢，這完全不符合李彥的根本利益，他也要在當下小小地刷下聲望。於是，勉為其難地“原創”了。
再說了，竊書不能算偷書，讀書人的事能算偷嗎？什麼剽竊？不存在的。
這方麵，孔夫子的徒子徒孫給李彥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公羊、穀梁抄諸子百家，左傳抄公羊，三家詩又抄公羊、穀梁、左傳，毛詩就更不要臉了，直接抄，連名頭都不換，前排幾位還矜持一下，換個名頭。
退一萬步了說，這些人來來去去就是翻著花樣、變著法子按自己的想法在解讀所謂的經典，甚至連所謂的經典都不是自己的。比如易有連山歸藏周易，到了後邊，說易就隻有周易了，但周易是孔夫子寫的嗎？不是。比如春秋是孔子寫的嗎？也不是。那詩經呢？仍然不是孔子寫的。那些都是孔子把前人著作按自己的意思編的，凡是符合孔子理念的就留下，不符合的就刪除。尚書就更不要說了，各種偽書。
比起他們來說，李彥算是良善之輩了。當然，以上這些話，李彥是絕逼不會和人講的。真要講了，不說士族那些人，就是曹操都要把李彥給人道毀滅。屁股決定腦袋，作為大地主中的一員，李彥必定要忠誠於自己的利益，忠誠於自己的階級。有漢一代，自董仲舒開始，儒家迎合了統治階級的利益，成為階級統治的思想文化工具，所以儒家經典存活了下來，諸子學說灰飛煙滅。到了位麵之子在山東豪族的擁戴下登基稱帝後，孔夫子的門徒們那是高官得做、駿馬得騎，得意得飛起，皇帝要靠宦官、外戚這兩個豬隊友才勉強和他們對抗。至於現在，那是士族們全麵獲勝，皇權被打壓後，士族們因為分贓不均開始大打出手。
社會每發展到一定階段，舊有的儒學解讀不再符合統治階級需求的時候，就有人來重新注解儒家經典，而新的、符合統治階級利益的解讀成為社會主流意識，其提出者自然而然地成為了新的文壇領袖，這就是所謂的儒家流派的形成原因。即便到了二十一世紀，還有學者再次解讀儒家經典。所以說，南宋的陸九淵的話才是大實話：“我注六經，六經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