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宋璟的上述舉措都是對的，於國家也是有利的。可問題是，對的不見得是好的，於國家有利的也不見得是於百姓有利的。尤其是蕭隱之前往江淮以後，為了急於搞出政績，動用了極為嚴厲的司法和行政手段，不僅挨家挨戶收繳惡錢，而且“捕責甚峻”。（《新唐書·食貨誌》）如此一來，不但為數眾多的假幣製造商破產、坐牢，並且普通的商人和百姓在經濟上也蒙受了巨大損失，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市場的蕭條乃至癱瘓。
到了開元八年（公元720年）春，整個江淮地區已經被蕭隱之搞得民怨沸騰，百業凋零，原本甚為合理的經濟政策到頭來變成了徹底的擾民之政。有鑒於此，玄宗不得不罷免了蕭隱之的官職，隨後禁令取消，惡錢複行。而宋璟作為這項政策的製訂者和負責人，當然也被玄宗記了一大過。
就在禁止惡錢的政策遭到挫敗的同時，宋璟在司法領域又犯了一個錯誤。
這個錯誤可以稱為“旱魃（bá）事件”。
由於宋璟性格剛正，嫉惡如仇，所以對於犯罪的人極其痛恨，尤其是對那些不服判決而不斷上訴的在押犯更是深惡痛絕。於是他便交代負責審理上訴案件的禦史：“凡是服從判決，誠心悔過的，可以酌情減刑甚至釋放；而那些上訴不已的冥頑之徒，就一直把他們關著，讓他們把牢底坐穿！”
此令一下，那些有冤情的犯人可就慘了。本來蒙冤入獄還有上訴的機會，如今宰相大人一句話，就把他們申冤昭雪的希望徹底粉碎了，一時間群情洶湧，喊冤的呼聲比平日更高。
當時又正巧碰上關中大旱，有人便借題發揮，搞出了一個旱魃事件。所謂旱魃，意思是製造旱災的妖魅。古時候每逢天旱，人們總是認為旱魃作祟，所以就要舉行儀式驅魅。由於很多人對宋璟這項政令不滿，包括一些宮中優伶，也對那些有冤無處申的犯人非常同情，於是就專門編了一出諷刺小品，準備在宮中舉行驅魅儀式的時候向皇帝獻演，借此發泄對宋璟的不滿。
當玄宗來觀看演出時，一個優伶扮演旱魃，另一個就問他：“你為何出來作祟？”旱魃答：“奉宰相大人之命。”另一人作困惑狀，問他何故。旱魃說：“如今含冤入獄的人足足有三百餘個，可宰相大人卻不讓人申冤，這些人怨氣衝天，我就不得不出來了。”
玄宗聽著這幾句台詞，臉上頓時陰霾密布。
而宋璟的宰相生涯就在這一刻走到了終點。
開元八年正月二十八日，玄宗罷免了宋璟的宰相之職，改任開府儀同三司，將另一個宰相蘇頲也罷為禮部尚書；同日，征召京兆尹源乾曜、並州長史張嘉貞入朝為相。
和姚崇一樣，宋璟擔任宰相的時間也隻有三年多。
毫無疑問，盡管宋璟罷相的表麵原因是在經濟政策上遇到挫敗，並且在司法領域犯了錯誤，但真正的原因其實也和姚崇如出一轍，同樣是出自玄宗的用人原則——專任而不久任。
在離開相位後的好幾年裏，玄宗仍然對宋璟甚為倚重，曾當麵對他說：“卿國之元老，為朕股肱耳目。”而宋璟也依然保持著“犯言直諫”的剛正風範，對朝政得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玄宗曾親下一道手詔，稱：“所進之言，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誡終身。”（《舊唐書·宋璟傳》）
姚崇、宋璟為相的時間雖然不長，但卻對帝國政治的撥亂反正作出了卓越貢獻，從而拉開了“開元盛世”的曆史大幕。唐朝人鄭綮在《開天傳信記》中說：“開元初，上（玄宗）勵精治道，鏟革訛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鄭綮所謂的“六、七年”，正是姚崇和宋璟擔任宰相的時期。由此可見，說姚、宋二人是開元之治的奠基人，應該是不為過的。
對於姚崇和宋璟的曆史功績，司馬光曾經在《資治通鑒》中作出了很高的評價：“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誌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