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2年在上海出生的，4歲到香港。小時候上學，祖籍欄填的是浙江鄞縣，即寧波。我在家裏跟父母說上海話，其實是寧波話;跟用人說番禺腔粵語，上幼兒園則學到香港粵語。我把香港粵語當作母語，因為說得最流利，而且自信地認為發音是百分百準確的，如果不準是別人不準，不是我不準。就這樣，身份認同的問題也解決了。
我後來才知道，我是屬於香港的“嬰兒潮”一代，指的是1949年後出生的一代。香港人口在“二戰”結束那年是50萬，到1953年已達250萬，光1949年就增加了近80萬人。隨後十來年，出生人口也到了高峰，像舊式的可樂瓶一樣，開始還是窄窄的，後來就膨脹了。
我這代很多人對童年時期的貧窮還有些記憶。家長和家庭的目標，印在我們腦子裏的，似乎就是勤儉，安定下來，改善生活，賺錢，賺錢，賺錢。
我們的上一代當然也有一直在香港的，但很大的一群是來自廣東、上海和內地其他地方的，是在認同內地某個地域而不是香港的背景下走出來的。
南來的知識分子更有一種文化上的國族想象，逃至殖民邊城，不免有“花果飄零”之歎。
然而，從我這代開始，變了。我們隻是平凡地長大著，把香港看作一個城市。
這裏我得及時聲明，我是在發表對同代人的個人意見，並不是代表同代人說話，說不定有人一生出來就懂得愛國反殖。我在下文想說明的一點恰恰就是，愛國和民主一樣，對我們來說都是後天慢慢建構起來的。
我們的中小學曆史教科書是不介紹中國20世紀當代史的。盡管中文報紙上報道內地的消息，我這代在成長期往往在意識中是把當代中國大致排斥掉的。
我這代一個最大的共同平台，就是我們的中小學，不管是政府還是教會或私人辦的。
我的學校當時是怎樣的呢?是一條以考試為目標的生產線。我這代人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考完試後就會把學過的內容給丟了。這對香港一代成功人士有很大的影響:他們可以很快很聰明地學很多東西，但轉變也很快，過後即丟，而且學什麼、做什麼是無所謂的，隻要按遊戲規則把分數拿到就行。
在中學裏麵，我覺得唯一不全是為了考試的學科，除了教會學校的《聖經》課，就是中文和中國曆史課。我們的中文老師可能也是我們接觸到中國傳統的唯一渠道。關於中國文化，甚至做人德行，都可能是從中文課上獲得的。現在我這代人中，對文化曆史時政有些理想主義想法的人，很可能都是中文課的好學生，或讀過武俠小說，否則說不定連小小的理想主義種子都沒有了。
可惜中文課在香港英文學校裏是比較邊緣的，有些學校根本就不開這門課。
1964年，我這代進入青春期。那年，披頭士樂隊訪問香港。
我那比我大一歲的姐姐和同班同學去電影院看了10次披頭士的電影《一夜狂歡》。
我們跟父母有了代溝，稍留長了頭發，穿牛仔褲，彈吉他。因為我們曾手拉手唱過英語反戰歌，我以為不用問大家都是接受平等及參與性的民主的。我要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才覺悟到二者沒有必然關聯。
1973年，香港股市在狂升後出現“股災”。
我這代的青春期，就從英美時髦文化開始，到全民上了投資一課後畢業。與同期同代內地人太不一樣，我們可說是“什麼都沒有發生”的一代。
當然，中間有1966年和1967年的兩次街頭抗爭插曲。第一次帶頭反對天星小輪加價的是青年人，對未成年的我們有點不甚了了的輕微吸引。第二次衝突大多了，是“文革”的溢界，逼著站在港英一邊的明智大多數和他們的子女在隨後的許多年對中國內地更有戒心--把內地視為他者，相對於“我們”香港。除此之外，以我觀察，1967年事件對我這代大多數人的心靈和知識結構並沒有留下顯著痕跡。
這時候登場的是香港隨後30年的基調:繁榮與安定壓倒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