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切地說，我的成長是從端端的媽媽懷孕開始的。
那是一個冬天。
我們結婚不久。
一天，端端的媽媽拉著我的手說:“我，好像懷孕了。”
我非常羞澀，也非常吃驚。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都還很年輕，我剛剛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而端端的媽媽還是近郊一所小學校的代課老師。我們戀愛、結婚，但我們並沒有打算這麼快要一個孩子。這個意外的寶寶給我們帶來了許多精神上的負擔。
事實如此。
前不久，端端的媽媽因為患牙疼病，到醫院做了一個小型的口腔手術，治病期間，用過紅黴素一類的藥。而我，長期飲酒，婚後也沒有節製，這對孩子會不會造成什麼影響?更主要的是，我們的工資低微，用於應付婚後的日常生活還略顯緊迫，再有一個孩子，一定會給我們的生活增添額外的窘困。
我們一點心理準備也沒有。
留不留下這個孩子呢?
我們的心裏很矛盾。
我們想去醫院把這個孩子做掉，但每次出門都有一種無形的力量又把我們拉了回來。我們坐在床上，愁眉不展，猶豫之中，又被一種從未體驗過的親情所糾纏，難以割舍，難解難分，心底一陣陣酸痛。
親子。
生命。
一輪金色的光環出現在我們眼前，讓我們感到溫暖、潮濕，還有一縷淡淡的苦香。
我決定留下這個孩子!以一個父親的名義!!
那段日子，我覺得自己非常神聖。
我和端端媽媽剛結婚時，住在長春市自由大路一棟老房子裏，我們的家在四樓，向陽，寬敞而明亮。從我們的窗戶望下去是斯大林大街蔥鬱茂密的楊樹，還有自由廣場--一個美麗的街心花園。
我們的窗子正對著自由大路。
那時，自由大路的兩邊種植著一叢一叢的紫丁香，春天的時候，花香襲人。
我想，我們的孩子是奔著這美麗的環境來的!
我和端端的媽媽是高中同學，畢業後都沒有考上大學，我們成了“待業青年”。現在的孩子，包括我自己的孩子--端端，他們不會知道，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待業青年”這個詞對一個十八九歲的大孩子來說是一個多麼沉重的包袱。
我們的壓力都很大。
我做過許多種臨時工作，築路、建築、賣報、打零工……而端端的媽媽也在一家街道小廠幹過一段日子。後來，通過她父親的一些努力，才進入學校去當代課教師。
可以說，我們婚前沒有一點經濟積累。
我們結婚的時候，是家裏幫著操辦的，但種種原因，我們自己也向同學和朋友借了近兩千元錢。我們是1988年結的婚，那年的三月，我才進入一家群團組織的“史誌辦”工作，每個月拿62元幾毛錢。端端的媽媽工資也不比我高。而我們每個月必須計劃的開銷卻很多。
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為曾借給我們錢的那些同學和朋友們存錢。
也就是說，我們每個月的開支中，有一筆錢是鐵打不動要存到銀行裏去的。隻有這樣，才能保證我們在約定的時間內盡量把欠的錢還清。
現在，又突然有了一個不日即將降臨的孩子!
我們原本緊張的生活更加緊張起來。
我一度把酒戒掉了，用省下來的錢買一些有利於為胎兒和母親補充營養的食品。說起來很有意思，端端的媽媽懷端端的時候，特別喜歡吃酸的東西，喜歡吃葡萄。有一次，我們單位分了10斤葡萄，我非常高興地拎回了家。按慣例，我們自己留下二三斤，把餘下的部分分成對等的兩份，送給我們各自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