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在1939年
1938年，從3月占領奧地利，同時兼並整個捷克斯洛伐克起，一係列事件都表明希特勒為東進奪取所謂“生存空間”的最後目標已經準備就緒。這時，一位與柏林和倫敦上層都有聯係的瑞典人比格爾·達勒魯斯（BirgerDahlerus）先是找了納粹黨魁、警察頭子赫爾曼·戈林，然後由他陪同見希特勒，目的是希望他們了解，英國輿論再也不會容忍納粹進一步的侵略行動。但是，這個達勒魯斯畢竟是一個商人，夏伊勒評論說，雖然他爭取和平的努力是出於好意，可他實在太天真，要當一個外交家，更是幼稚外行得驚人。對達勒魯斯的這番好意，起初，達勒魯斯在他1947年出版的《最後的企圖》（TheLastAttempt）中寫道：“希特勒一直聽下去，沒有打斷我的話……但是後來他突然站起來，變得非常激動而且神經質，在屋子裏來回走著，一麵自言自語地說，德國是不可抗拒的……突然，他在房子中央站住，眼睛直挺挺地望著前麵。他的聲音變得含糊不清，他那樣子完全是一個精神失常的人。他斷斷續續地說道：‘如果發生戰爭，我要造潛水艇，造潛水艇，潛水艇，潛水艇！’他的話越來越不清楚，最後根本就聽不出他在說什麼了。接著他定了定神，就像對大庭廣眾發表演說似的拉開嗓門，尖聲尖氣地叫了起來：‘我要造飛機，造飛機，飛機，飛機！我要消滅我的敵人。’那神情活像小說裏的一個妖魔，而不像是個真人。我驚訝地注視著他，又回過頭來看看戈林，他卻若無其事。”希特勒在波蘭首都華沙檢閱軍隊就蘇台德局勢在柏林體育館發表演說時，希特勒也完全像是發了瘋。親自擠在館內聽他演說的夏伊勒描述說，當時，希特勒“完全失去了自製”，他“時而狂吼，時而尖叫……忘乎所以，如醉如狂”。當納粹宣傳部長保羅·約瑟夫·戈培爾跳上講壇對著話筒大叫“有一點是肯定的：1918年不會再重演了”時，希特勒“眼睛裏有一種瘋狂、急切的神色”，隨後並跳了起來，“眼睛裏閃著我永遠也忘不了的狂熱的光芒，把右手大揮了一下，然後向桌子一捶，用盡了他那強有力的肺部的全部力量大叫一聲：‘Ja（對）！’接著就精疲力竭地癱倒在椅子上。”
《希特勒的末日》書影躁狂抑鬱症精神病的發作總是與某種特定刺激物有關。希特勒的情況也是如此。精神病學家的研究證實，在希特勒身上，這刺激物就是血這個主題。
H·R·特萊佛—羅伯爾（Roper）等研究者表明，希特勒對“血”這個意象，有一種“激烈的、著迷似的全心關注”，不論在書寫、公開演講或閑談中，他都被這一意象所迷住，時不時要提到這個“血”字，如他在描述他奪取政權時經常使用這個詞，他又談到1923年11月9日的神聖的“血旗”，他為那些在那天參加行軍的人設立了一個特別的“血勳章”；他在訓練他的精銳部隊衛隊黨衛隊時，也提出“血的水泥思想”，等等。再如，在看到他的同事們在吃肉時，他嘲笑說，要用“我多餘的血做成血香腸作為對你們的特別款待”；還狂叫什麼“猶太人的血將從我們的刀子上噴出來”……最重要的是隻要提到“血”這個字，希特勒的行為竟會頓時就起變化。特萊佛—羅伯爾在他出版於1947年的《希特勒的末日》（TheLastDaysofHitler）中說：“雖然希特勒在身體上害怕見到血，但想到它時，他卻興奮和陶醉。”希特勒和意大利法西斯頭子墨索裏尼
他舉例說，有許多次，“隻要提及1934年的大血洗，就使希特勒雷霆大作”，並認為這已經成了他反複發生的固定爆發模式。海因裏希·希姆萊的最高軍官和意大利的警察頭目尤金·多爾蒙的回憶證實了這一點，他說有一次：“整個這段時間，希特勒……平靜和沉默地坐著……然後，有人突然提及……1934年6月30日的羅姆陰謀和接著發生的血腥清洗。希特勒立即暴跳如雷，口吐白沫……並且咆哮如雷地大喊要給予可怕的懲罰……（他）大怒了足有半個小時；來訪者認為，他一定是瘋了……（完了之後）他平靜地坐下；他在手中拿著一根彩色香劑管吮吸著；像不時仍在噴濺的火山一樣，他會不斷地說出一些有關血、上帝和集中營……的粗野詞句。”希特勒的精神病是非常典型、非常突出的。像其他一些患精神病的政治—軍事家一樣，伯特·愛德華·帕克在《疾病對領袖的影響》中引另兩位醫學家的話作出這樣的結論：“由疾病引起的顯著的人格變化解釋了希特勒1942年後的殘暴和政治與軍事上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