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黨’的核心圈子，待的時間越來越長，讓宋子文免不了產生了一種越來越不好的感覺。
仿佛像是上了賊船。
可要命的是，船老大一臉的忠厚，風評極好，人稱‘及時雨’公明哥哥……當然，‘國黨’不是梁山，但有些地方和梁山很像，比方說梁山的豎的大旗是‘替天行道’，替的那個天，行的那個道？
有沒有資格？
這些都不知道，他知道的是，‘國黨’的人越來越以自己為己任，代表天下。而這種代表，天下人並不認同，或者說並不知曉。老百姓不知道‘國黨’要代表他們，不認可還是好的。關鍵是，這種代表預示著革命，而革命是要流血的，沒有給老百姓直接或者間接的好處，用大義來約束普通人，卻要對方付出血的代價。宋子文就算想不透其中的關鍵，也絕對沒有那個傻子願意幹。
可孫大先生卻固執的相信，群眾是迫切需要革命的。
好吧，走到鄉間，就算是廣州的郊外，也沒有多少人知道‘國黨’是幹啥子的，這就是關鍵所在。
當然，宋子文也強迫自己理解，因為‘國黨’一直在走黴運，倒黴事連連，還沒有顧得上老百姓的宣傳，可他想不通的是，剛剛脫離了道德約束，差點被當成當代劉備的孫大先生，卻在上海，淪落成為‘逃犯’的政客，還有臉給一個無足輕重的小人物舉辦婚禮。
這算哪門子事？
衝喜嗎？
宋子文越來越覺得不是味，一個眼光並不這麼樣，治理天下的能力也欠缺的，喜歡到處演講，卻言而空洞的政客，卻將全天下的責任扛在肩上的人，不知道是天真，還是傻。
當然，蔣中正在‘國黨’內部的地位迅速提高，是有原因的。因為他救命了孫大先生的命。在廣州黃埔港口，叛軍已經衝上了‘永豐號炮艦’的甲板上了，麵對叛軍的槍口，蔣中正麵不改色，冷笑麵對。而孫大先生當時正哆哆嗦嗦的躲在鍋爐房的煤堆裏，偽裝自己，把自己當成一塊能夠發紅發熱的礦石。
宋子文知道自己是不成的，他做不成這樣。
可蔣中正不過是一個武夫，武夫不都該這樣嗎？
之後的事情更加過分，‘永豐號炮艦’上的總統府衛隊乘著叛軍鬆懈的時候，繳了對方的軍械，然後對廣州正開炮了。這已經不是什麼敵對交戰的對峙和軍事行動，而是泄憤。孫大先生應該在這個時候上到了甲板上，他絕對是軍艦上最高的指揮官，是領袖，完全有能力阻止這場災難。他為什麼不阻止？
是為了炮擊叛軍？
在宋子文看來，炮擊不僅無法殺傷叛軍，而會讓廣州城的平民死傷嚴重。這已經不是平叛，而是泄憤。孫大先生將無法傾瀉在陳炯明頭上的怒火，卻用現代武器讓廣州的平民老百姓無辜承擔。更何況當時自己的二姐還在廣州城，萬一傷敵不成，把老婆還炸死了，算誰的？
炮擊，根本就無法打擊到叛軍，而隻能讓平民死傷慘重。
這是有違功德的事，‘國黨’一直把軍閥形容成豺狼和禽獸，是民國黑暗的源頭。可自己一旦幹出了禽獸不如的事來，卻就不做聲？這算什麼？雙重標準，隻準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樣的黨派，還談什麼為百姓，為人民？
宋家是基督教家庭，宋子文從小就是一個基督徒，他一直堅信《聖經》上的話，上帝說：要進窄門，進了窄門，才會獲得解脫，上帝才會幫助人。窄門，也就是謙遜，忍耐和堅持的信仰。宋子文一直認為革命就是進窄門，他對‘國黨’有偏見，但更多的是宋家人被孫大先生禍害的不輕，甚至到了父女成仇的地步，這種偏見連宋子文都認為是帶有偏見的，不理智的。可直到現在他才知道，進‘國黨’根本就不是窄門，而是偏門。
殉道者，變成了偽君子。
這對宋子文的信仰造成的傷害，甚至超過了孫大先生在廣州隻顧自己逃命，而不顧二姐是女流之輩，丟在城裏不管不顧要嚴重的多。
就像是原本有著江湖義氣，殺貪官反朝廷的大豪傑，忽然間被揭開了這是麵目，成了燒殺搶掠的土匪，讓宋子文的一腔報國熱情瞬間被一泡‘騷尿’給熄滅了，留在胸口的是那揮之不去的‘腥騷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