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當代中國人而言，雷鋒和包青天可謂最熟悉的兩個名字。雷鋒精神的實質是大公無私、利他主義，這得到了官方不遺餘力的宣傳，並通過焦裕祿、孔繁森等不同曆史時期的楷模而不斷延伸。包青天雖是曆史人物，但從來不曾過時，有關包公斷案的電視劇經久不衰，寄托了公眾對腐敗的憎恨和對正義的渴望。
這兩個曆史人物都與當下的經濟改革密切相關。
1992年中國共產黨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為經曆長期的探索，我們承認了市場經濟體製的優越性。鄧小平非常精辟地指出，計劃和市場都是配置資源的方式。計劃經濟是通過國家的力量配置資源，企業生產什麼、生產多少，都是政府來決定。這一模式存在根本性缺陷:其一，消費者需求不僅千差萬別，而且不斷變化，通過計劃安排生產出的物品未必是消費者需求的(信息問題);其二，對微觀經濟主體(企業和個人)而言，計劃經濟剝奪了他們的積極性，無法設計出適當的激勵機製來激發微觀主體的熱情和創造力(激勵問題)。因而計劃經濟注定是低效率的。曆史上著名的“廚房辯論”就突出反映了計劃經濟的缺陷。1959年在莫斯科舉行的美國國家展覽會開幕式上，時任美國副總統的尼克鬆和時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赫魯曉夫展開了一場論戰。辯論中尼克鬆巧妙地把辯論的焦點轉移到了諸如洗衣機之類的家用電器而不是武器上，凸顯了蘇聯在民用科技方麵的明顯落後。
市場經濟則相反。市場經濟不僅不需要雷鋒，而且還把每個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為基本出發點。市場經濟最偉大之處就在於它利用了人自私的本性去為社會創造價值，實現個人與社會的雙贏。喬布斯為消費者設計出令人讚歎的iPhone和iPad，這不需要雷鋒精神，因為喬布斯從自己的努力中可以獲得巨大的財富回報。正如哈耶克所強調的那樣，市場經濟解決了計劃經濟難以克服的“激勵問題”與“信息問題”。
但是市場經濟的有效運作是有條件的:公平的遊戲規則。在公平競爭的情況下，決定競爭結果的是每個人的努力程度、機遇、創新能力、承擔風險的能力等因素，換言之，每個人都“機會公平”、“過程公平”。因此，盡管結果不平等，但大家都能接受。比爾·蓋茨、巴菲特這樣的世界首富不僅不會令人嫉恨，反倒成為激勵普通人去追求合法財富的榜樣。
但是，一旦失去機會公平，就可能出現“壞的市場經濟”:權力之手不斷幹預經濟活動，來攫取不義之財。吳敬璉先生曾說:“我們搞市場經濟的人，在改革開放初期有一個天真的想法，認為隻要搞了市場經濟，一切都會好起來。但經過這麼多年，我看到市場經濟也有好有壞，我改變了這點天真的想法。”
哪些問題會導致“壞的市場經濟”呢?主要有兩點，而這兩點都與政府有關。首先，政府掌握太多資源。現階段，我國政府對資源的掌控主要通過以下渠道:一是國有企業，特別是電信、石油、鐵路、航空、金融、電力等壟斷行業的央企;二是土地資源，賣地收入對不少地方政府的重要性已經不亞於稅收;三是財政支出缺乏透明度，由於財政支出公開程度很低，又缺乏人大的有效製約，地方政府可謂實現了“有錢花、隨便花”的人生理想;四是政府掌握了重要的審批權，包括首次公開募股、重大項目、行業進入壁壘等，創業板推出後的“PE腐敗”屢屢出現，是因為在市盈率上百倍的情況下，誰能獲得首次公開募股資格就意味著一夜暴富的神話。2010年國家發改委一位被坊間列為“中國十大處長”之一的處長被“雙規”，出事的原因很簡單，他主管審批數百億元的投資。
政府掌握過多資源害處很明顯:大量的麵子工程、形象工程耗費社會資源;官員腐敗愈演愈烈，就像溫家寶總理指出的，“之所以出現‘一把手’濫用職權、瀆職侵權這類問題，主要還是因為我們政府和主要領導人權力過大、權力過於集中而又得不到約束。”此外，央企的壟斷更是直接降低了競爭效率，提高了電信、電力、石油等物價水平，降低了公眾福利水平。所謂央企是替百姓存錢的說法更站不住腳，因為百姓對央企利潤並無支配權。而且根據天則經濟研究所(2011)的測算，如果剔除央企的融資、土地、補貼、資源、稅收等不公平競爭因素，2001年至2008年，國有企業沒有盈利，平均的真實淨資產收益率為-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