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告別了這個曾給他帶來許多煩惱，又讓他戀戀不舍的世界，走到了生命的盡頭，享年五十六歲。
2月17日，北平、上海同時舉行公祭活動，以紀念這位為中華民族的複興貢獻了全部心血的偉大人物。北平的活動安排在廣惠寺內，天津《益世報》為此出版了梁任公先生紀念專號，其中有《北平公祭梁任公先生情狀誌略》一文，記載了當時的情形：廣惠寺內佛堂均為祭聯、哀章所布滿，約有三千餘件。據聞梁氏訃聞，僅擇其素昔有關係者而送之。馮玉祥、丁春膏、商震、芳澤謙吉、籍忠寅、曹纕蘅、劉淑湘、丁文江等均送祭幛。男女公子思成、思禮、思懿、思達、思寧與林徽音（因）女士等均麻衣草履，俯伏靈幃內，稽顙叩謝，泣不可仰。
全場均為喑嗚之聲籠罩，鹹為所黯然。
是日到者甚眾，除尚誌學會、時務學會、清華大學研究院、香山慈幼院、鬆坡圖書館、司法儲才館、廣東旅平同鄉會等團體外，有熊希齡、丁文江、胡適、錢玄同、朱希祖、張貽惠、林礪儒、瞿世英、楊樹達、熊佛西、餘上沅、藍誌先、任鴻雋、陳衡哲女士、沈性仁女士、江瀚、王文豹、錢稻孫、袁同禮等，門人中有楊鴻烈、汪震、蹇先艾、吳其昌、侯鍔、謝國楨等約五百餘人。（《梁啟超年譜長編》，1206頁）《申報》也報道了上海追悼會的情形：新會梁任公氏逝世後，已於前日（二月十七日）在北平廣惠寺開吊，上海方麵亦於同日假靜安寺設席公祭，由詩人陳散原（三立）先生及張菊生（元濟）先生等主持其事。昨日上午九時後吊客紛臨，有孫慕韓、蔡元培、姚子讓、唐蟒、葉譽虎、劉文島、高夢旦等，不下百餘人。學生及商界中人來者甚眾。南京指導部某君與梁素昧生平，亦專來吊祭，並在禮場上聲言：“論私益則知識及立誌悉仰新會之啟迪感化，論國事則振發聾聵為革命造基業，新會之功不亞孫、黃，故雖絕無交誼，特來致敬。”（梁啟超在北平大殮時，有法界名人在廣惠寺撫棺慟哭，言先知先覺，人人得而哭之，如梁新會者可謂不負中華民國矣。）（同上，1208頁）古人雲，蓋棺論定，入土為安。但梁啟超卻隻能說是例外。
1929年9月9日，梁啟超的遺體悄悄安葬於北平香山臥佛寺之東坡，其門生張其昀就顯得有些不安，他注意到：“自梁先生之歿，輿論界似甚為冷淡。”（《追憶梁啟超》，120頁）他還擔心：“梁先生與國民黨政見不同，恐於近代曆史不能為公平之紀載。”所以，他“北望西山，不禁為之泫然者矣”。（同上，125頁）張其昀的憂慮不是無緣無故的。對此，梁啟超於生前便有預感和先見。他在1927年歲末寫給女兒思順的信中就曾提到：“幾日來頗想移家大連，將天津新舊房舍都售去，在大連叫思成造一所理想的養老房子。”他甚至擔心北洋政府的倒台，可能影響到女婿周希哲加拿大總領事的職位，安慰他官做不成也不要緊，還可以做生意。（《梁啟超年譜長編》，1167頁）1928年6月10日，他寫信給尚在歐洲旅行的梁思成，告訴他“北京局而（麵）已翻新”，所以，先前所說他去清華任教的計劃隻好作罷，“該校為黨人所必爭，不久必將全體改組，你安能插足其間”？他勸思成到東北去，“東北大學交涉已漸成熟。
我覺得為你前途立身計，東北確比清華好（所差者隻是參考書不如北京之多），況且東北相需甚殷，而清華實帶勉強”。（同上，1179頁）6月23日，他又寫信給女兒思順，報告北京政局發生變化，北洋政府已被南京梁啟超墓位於北京植物園的銀杏鬆柏區內。墓園由梁啟超之子、中國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設計，走在其中像是進了一座庭院。（解璽璋攝）政府所取代，“北京一萬多災官，連著家眷不下十萬人，飯碗一齊打破，神號鬼哭，慘不忍聞。別人且不管，你們兩位叔叔、兩位舅舅、一位姑丈都陷在同一境遇之下（除七叔外，七叔比較的容易另想辦法），個個都是五六十歲的人，全家十幾口，嗷嗷待哺，真是焦急煞人。現在隻好仍拚著我的老麵子去碰碰看，可以保全得三兩個不？我本來一萬個不願意和那些時髦新貴說話（說話倒不見得定會碰釘子），但總不能坐視幾位至親就這樣餓死，隻好盡一盡人事。（廷燦另為一事，他是我身邊離不開的人，每月百把幾十塊錢我總替他設法。）若辦不到，隻好聽天由命，勸他們早回家鄉，免致全家作他鄉餒鬼”。（同上，1184頁）他還說：“京津間氣象極不佳，四五十萬黨軍屯聚畿輔，（北京城圈內也有十萬兵，這是向來所無的現象。）所謂新政府者，不名一錢，不知他們何以善其後。
黨人隻有紛紛搶機關、搶飯碗（京津間每個機關都有四五夥人去接收），新軍閥各務擴張勢力，滿街滿巷打旗招兵（嘴裏卻個個都說要裁兵）。”（同上，1185頁）不久，梁啟超所預見的情況果然就發生了。新外長為了要替新貴騰新加坡的缺，牽連到加拿大總領事的人事安排，周希哲隻好準備讓位，惹得梁啟超在給思順的信中又一次大發牢騷：“現在所謂國民政府者，收入比從前豐富得多（尤其關稅項下），不知他們把錢弄到那裏去了，乃至連使館館員留支都克扣去。新貴們隻要登台三五個月，就是腰纏十萬，所謂廉潔政府，如是如是。希哲在這種政府底下做一員官，真算得一種恥辱，不過一時走不開，隻得忍耐。
他現在攆你們走，真是謝天謝地。”（同上，1195頁）梁啟超對國民政府側目而視，國民政府對梁啟超自然也不肯放過，北平特別市市黨部黨務指導委員會做了一個針對“三一八”慘案的議決案，竟認為梁啟超與此案曾有牽連，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乃至發生於數年前的這件慘案也被利用來做造謠的資本。當時，梁啟超正在協和醫院治病，為了說明真相，以正視聽，7月7日，梁啟超的侄子梁廷燦發表了《致北平特別市市黨部黨務指導委員會書》，他指出：頃閱《民國日報》載貴委員會議決案關於三一八慘案有牽涉家叔之語，不勝駭詫。鄙人多年隨侍家叔，於其日常起居，皆有詳細日記，今因貴會議案所雲雲，與事實太相違反，不得不舉出極簡明而極有力之反證，鄭重辨明。家叔自民國十五年（1926年）入春以後，忽罹重病，於二月十五日入德國醫院療治無效，三月二日出德國醫院，三月八日入協和醫院，住一樓三五號病室。九日醫生檢驗一次，十一日檢驗一次，俱用局部麻藥，十六日上午施用烈性藥，全部麻醉，行剖割手術。施手術者為該院院長劉君瑞恒。十七、十八兩日皆昏迷不省人事，十八日下午五六時間始漸蘇醒。
十九日下午，有問病者告以慘案狀況。家叔奮氣填膺，熱度漸增，幾陷危境。
醫生查知大怒，因此嚴禁探問者五日。此等事實協和醫院有日記，某日某時某刻某秒病人作何狀，一一記載，纖悉無遺。請貴委員會及普天下人憑常識推論，憑天理良心判斷，以十六日正受麻藥剖腹臥病之人，是否可以參預十八日上午發生之任何事件，此真不值一辯矣。貴會既以指導民眾自命，鄙人殊不願以不肖之心相忖度，謂其有意挾嫌，故入人罪；但據報紙所言，係一種正式決議。以堂堂一政黨之議案，自不應為無責任而違反事實之言，以淆惑視聽。為此專函抗辯，務請貴會派人向協和醫院調查醫案又日曆，看鄙人所言有無一字虛偽差舛。（同上，1185～1186頁）這種憑空捏造的東西很容易被事實所駁倒，而根深蒂固的偏見和分歧卻不是輕易可以消除的。12月1日，原清華研究院學生徐中舒、程璟、楊鴻烈、方欣、陸侃如、劉紀澤、周傳儒、姚名達等致信梁啟超，問候他的病情，同時說道：“客歲黨軍占領江南，南北之音問遂疏，師座因曆史關係，為各方所注目，郵電往來常被檢查，用不便徑修書候。”（同上，1197頁）這就是說，梁啟超的往來書信是有可能被監控檢查的。這些細枝末節足以窺視民國政府對待梁啟超的態度。所以，梁啟超逝世後，除了來自南京指導部的某君，無論北京還是上海，兩地公祭現場，都見不到國民黨方麵的人，也少有他們送的挽聯，是很自然的。當時，楊杏佛曾對徐誌摩說，國府對於梁啟超不能沒有表示，並準備去南京找蔡元培等人商議，要在國府會議上正式提出。但是，由於國民黨立法院院長胡漢民等人的堅決反對，此案也隻能不了了之。
梁啟超的門生、著名史學家張蔭麟就曾以民國政府未能褒揚梁先生而深表遺憾，他說：“頗聞任公之歿，實曾有大力者建言政府，加之褒揚，格於吾粵某巨公而止。”（《追憶梁啟超》，137頁）這裏的“大力者”即指蔡元培，而“吾粵某巨公”即指胡漢民。
結果，直到梁啟超去世十三年之後，即中華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十月三日，國民政府才頒布了褒揚梁啟超的明令。對此，他的另一位門生吳其昌不無傷感地說：“讀竟，泫然流涕。”（同上，403頁）
言人人殊梁任公
這是因黨見、政見分歧而導致的對於梁啟超的輕視和冷落，雖然涉及到很少一部分人，但其影響卻是長久深遠的，尤其當國民黨掌握了話語權之後，在以敘事建構晚清民國曆史時，故意貶低梁的作用和貢獻，醜化他，甚至用忽略和遺忘的方式，使他不存在，這些都是梁啟超身後遭遇中最令人痛心的。
同為清華教授的吳宓對於梁啟超身後的寂寞也曾感到不解：“梁先生為中國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響最大之人物，其逝也，反若寂然無聞，未能比於王靜安先生之受人哀悼。籲，可怪哉！”（吳宓：《空軒詩話》，見《吳宓詩話》199頁，轉引自《追憶梁啟超》夏曉虹後記，476頁）說怪其實並不怪，王國維先生比較單純，作為一個學者，他隻在書齋裏討生活，性格上且落落寡合，與社會幾乎不發生關係；梁啟超就不同了，幾十年風風雨雨，進進退退，幾度出入於政治、學術之間，給人一種眼花繚亂的感覺，無論人事還是國事，都牽扯到方方麵麵，各色人等，說好說壞都不容易，很多人說他“善變”，也不是一點根據都沒有。在這種情況下，要對梁啟超作出客觀公正的評價，確實很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