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難說梁啟超與章太炎有多少共同之處，無論是稟性、學術，還是政治立場和行動方略方麵，他們的差異、分歧之處都要比一致之處多得多。他們最初都是晚清思想領域內開風氣之先的領袖，是近代以來啟蒙的先驅，他們的文章在當時的輿論界是兩麵十分耀眼的旗幟，隻是後來插在了不同的陣地上。《時務報》兩健筆
章太炎是浙江餘杭人，名炳麟，字枚叔，號太炎。他是清代大儒俞曲園的學生。
俞曲園名樾，字蔭甫，號曲園，浙江德清人，曾任翰林院編修，是自顧炎武、江永、戴震、王念孫、王引之等一脈相承下來的樸學大師，當時是杭州詁經精舍的主持。
1890年，23歲的章太炎受業於詁經精舍，“事德清俞先生，言稽古之學”，在這裏，他“出入八年，相得也”。（《謝本師》，見《章太炎年譜長編》，11頁）他的國學造詣之博大精深，即得益於此，而這是梁啟超始終難以企及的。梁啟超說，在清代學術處於蛻變、分化、衰落的時期，隻有一個人“能為正統派大張其軍”。這個人是誰呢？
就是餘杭的章炳麟。（《清代學術概論》，95頁）與同時代的許多人一樣，章太炎走出書齋，也源自甲午年（1894年）中國戰敗於日本的刺激。他自己講：“乙未（1895年），康有為設強學會，餘時年二十八歲，先是二十五歲始居杭州，肄業詁經精舍，俞曲園先生為山長，餘始專治左氏傳。至是，聞康設會，寄會費銀十六圓入會。”（《章太炎年譜長編》，27頁）馮自由也說：“歲甲午，年二十七，聞有粵人康祖詒集公車上書陳請變法，詫為奇士。會康所發起之強學會向浙省各書院征求會友，章乃納會費十六元報名入會，間或投稿上海報館發表政見，文名由是日顯。”（《革命逸史》上冊，50頁）由於有了這段因緣，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時務報》創刊後，汪康年、梁啟超就向章太炎發出了邀請。他在《口授少年事跡》中說：“丙申（1896年），二十九歲，梁啟超設《時務報》社於上海，遣葉浩吾（瀚）至杭州來請入社。問：‘何以知餘’？曰：‘因君前有入強學會之事。’”（《章太炎年譜長編》，36頁）馮自由也說：“歲丙申，夏曾佑、汪康年發刊《時務報》於上海，聘章及梁啟超分任撰述，章梁訂交蓋自此始。”（《革命逸史》上冊，50頁）馮氏所述多有不實之詞，但他說章梁的交往由此時開始，倒是真的。章氏與汪康年有舊，此前，他還寫信給汪康年，談到他的辦報主張。所以，他在接到梁啟超的邀請後，沒有遲疑，便答應了。夏曾佑與梁啟超關係密切，應該也是他欣然前往的原因之一。為此，俞先生還有些不高興。《章太炎自定年譜》提到這件事：“至是，有為弟子新會梁啟超卓如與穗卿（夏曾佑）集資就上海作《時報》（應為《時務報》），招餘撰述，餘應其請，始去詁經精舍，俞先生頗不懌。”（《名人自述》，101頁）。
丙申十二月（1897年1月），章太炎離開杭州詁經精舍，來到上海，在《時務報》館任撰述一職。丁酉正月二十一日（1897年2月22日），《時務報》第十八冊出版，刊登了章太炎出山後的第一篇文章《論亞洲宜自為唇齒》，接下來，第十九冊又刊載了他的《論學會有大益於黃人亟宜保護》一文。章氏的學問、才華讓人們大為歎服，但也有人指出，他的文章文辭古奧，典雅有餘而通俗不足。譚嗣同二月初七日致函汪康年、梁啟超時便讚歎道：“貴館添聘章枚叔先生，讀其文，真巨子也。大致卓公似賈誼，章似司馬相如。”（《譚嗣同全集》，514頁）三月十一日，黃遵憲致信汪康年，也提到了章太炎，他說：“館中新聘章枚叔、麥孺博均高材生。大張吾軍，使人增氣。章君學會論甚雄麗，然稍嫌古雅。此文集之文，非報館文。作文能使九品人讀之而悉通，則善之善者矣。然如此既難能可貴矣，才士也。”（《黃遵憲集》，466頁）不久，黃遵憲在寫給汪康年的信中再次提到章太炎，他說：“章君之文亦頗驚警，一二月中亦可一二篇。”（同上，470頁）但黃遵憲的願望沒能變為現實，章太炎在《時務報》的撰述隻能到此為止了。章太炎未必不想繼續寫下去，但他很快章炳麟（1868—1936）字枚叔，號太炎，浙江餘杭人，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任《時務報》撰述，因參加維新運動被通緝，流亡日本。他在文學、曆史學、語言學方麵，都有很高造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