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周恩來經濟思想研究述評(1 / 3)

周恩來的經濟思想,內容十分豐富。研究和運用他的科學思想和理論原則,對於我們今 天建設和發展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仍然有重大的指導意義。綜觀 20 年來的研究狀況,作一 簡要述評,以資借鑒,為繼續推進這方麵的研究作一份努力。

第一部分 研究總覽 在本世紀的八、九十年代,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先後出版了《周恩來選集》和《周恩來經濟文選》,為我們深入研究周恩來的經濟理論與實踐創造了重要的條件。一批曾在周總理 直接領導下工作過的老同誌撰寫的文章,包括顧明的《懷念與回憶》等,以及周總理身邊工 作人員的回憶,對於開展這方麵的研究也是頗有價值的。

國內理論界對周恩來經濟思想的研究,主要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逐步展開的。從研 究的角度來說,大體上有三方麵:(一)經濟理論和政策的研究;(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史的 研究;(三)毛澤東思想的研究。

據統計,近 20 年來,研究周恩來經濟思想和實踐的成果,出版專著共 4 本,發表論文約 40 餘篇。其中著力於闡述經濟思想的著作有王毅武、劉同德的《周恩來的經濟思想研究》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出版);曹應旺的《周恩來與治水》(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1 年出 版)。在著作中有一部分反映周恩來經濟思想的有劉焱、楊大釗的《周恩來與毛澤東思想》(重 慶出版社 1993 年出版);劉德軍、陸建洪的《周恩來社會主義建設思想》(山東大學出版社1992 年出版)。比較有影響的論文有許滌新等的《從實際出發,遵守客觀經濟規律》;薛暮 橋的《周恩來的經濟指導思想》;顧明的《懷念與思考》;吳群敢的《周恩來在調整國民經濟 期間的貢獻》;劉武生的《周恩來經濟思想方法引論--(周恩來經濟文選)學習劄記》;曹應 旺的《論周恩來農業是基礎的思想》;熊華源的《周恩來在反冒進中的探索》;陳雪薇的《周 恩來關於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等長篇論文,比較集中地闡述了周恩來的經濟理論。此外,在 出版的專著中,如《開國總理周恩來》以及《周恩來的智慧》等,也有不少涉及周恩來經濟 思想的研究。

從已經發表的論文和出版的著作內容來看,對周恩來經濟思想有多方麵的研究,在若幹 重要的思想中,如關於經濟工作要實事求是;關於經濟建設在黨和國家中的地位;關於經濟 發展戰略;關於建設四個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關係;關於社會改革和建設的目標等方 麵,研究比較係統,有的闡述也較深入。從總體上看,程度不同地論述了以下十個問題。

第二部分 概括評述 一、生產是新中國的基本任務,人人都要關心提高我們國家的生產力 這個重要思想是已發表的論文中研究較多的內容之一。主要論點有: 王毅武在《略論周恩來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一文認為,根據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決議,麵對國民黨反動派留下來的“經濟廢墟”,作為黨的主要領導人和政務院總理的周恩來及時提 出了“生產是新中國的基本任務”。為此,建國初期,在國家計劃中的經費,主要用於恢複 和發展生產;處理城鄉關係,著眼於農業生產的發展;對待私人資本的政策要有利於生產。 實踐證明,周恩來這個思想,符合馬克思主義原理,符合當時的中國經濟的實際,在實踐中 收到很好的效果。

劉武生在《周恩來經濟思想方法引論》一文論述了周恩來提出的“最主要的事情,就是 人人都要關心提高我們國家的生產力”的思想,認為這個重要觀點,鮮明地反映了周恩來對發展生產力的深刻認識和高度重視。可以說,關心生產力的發展,是周恩來組織領導經濟建 設的一個根本指導思想。1956 年 1 月,周恩來談論三大改造的目的時說過:“改變生產關係, 解放生產力,它最終表現是生產力的發展和提高。”“人人都要關心提高生產力”,是曆史唯 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在我國經濟建設中的具體運用。劉武生還指出了周恩來之所以如此突出地 強調“人人都要關心提高生產力”,一是基於他對社會主義根本任務的深刻理解。周恩來確 認,我們所以要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歸根結底,是為了最大限度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 質和文化的需要。“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不斷地發展,不斷地提高勞動生產率”。二 是從社會主義本質要求而言。周恩來認為:社會主義是指生產關係,同時也表現在生產力上。 “因此我們黨和國家的政策和指導思想是,一切為了有利於生產關係的改進、生產力的發展 和物質財富的增加。如果政策收不到以上效果,那就應該予以糾正。”三是從生產關係一定 要適合生產力狀況的客觀規律的要求,來強調關心發展生產力,同時提出生產關係的變革要 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水平。1962 年 1 月周恩來建議在劉少奇的一個書麵報告中補寫:農村“所 有製的改變要根據生產力發展水平和農民覺悟程度來決定”這段話,一方麵是針對當時那種 不顧生產力水平,在所有製變革上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三純”所造成的嚴重後果而提出來的; 另一方麵,也反映了周恩來在組織領導經濟建設過程中,常常側重於從發展生產力的角度思 考問題和解決問題。這從一個方麵反映了周恩來對曆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確認和遵循。

林菊芬的《論周恩來的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一文中認為:生產力是曆史的出發點和基礎, 是一切社會的最終決定力量。周恩來作為一名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闡明社會主義就是要不 斷發展生產力,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二、實現工業、農業、國防、科學現代化是我國經濟建設的戰略目標 從已發表的論著中,對周恩來關於四個現代化作為我國經濟建設的戰略目標的研究是比較係統的,評價是公允的。 劉武生的《周恩來對“四化”建設的理論貢獻》認為:要把中國建設成為具有現代化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和現代化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是周恩來的經濟論著中的 主導思想。從 1954 年 9 月在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上,周恩來首次提出“四化”這個概念(當 時對“四化”的表述還不完整、準確,而且不是作為奮鬥目標提出來的),到 1975 年 1 月在 全國人大四屆一次會議上,他重申“四化”這個宏偉目標,20 多年間,在他所作的重要報 告中,關於“四化”這個社會主義建設的戰略目標問題,至少講過七次,而且一次比一次內 容更完整、更準確。盡管我們人民共和國走過的道路經曆曲折和坎坷,然而,周恩來在組織 領導國家經濟建設中以“四化”作為奮鬥目標的主導思想,卻一以貫之,鍥而不舍。把實現 “四化”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戰略目標,是我們黨的一大創舉。劉武生在論文中概括地 說明了“四化”目標的確立,經曆了一個逐步明確和完善的過程,同時還闡述了周恩來對工 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各自的內涵和地位作用。周恩來是我 國“四化”理論和大業的奠基人之一,他為組織領導“四化”建設而嘔心瀝血,無私奉獻的 精神,敬仰之情,曆久彌深。

劉德軍、陸建洪著《周恩來的社會主義建設思想》中,首先對周恩來提出“四化”作為 我國經濟建設的戰略目標,著重說明了三個方麵:實現四個現代化,是我國偉大的人民革命 的根本目的的要求;也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唯一目的;同時更是時代賦予中國人民的曆史 使命。其次,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要達到的要求和步驟。主要要求是“要使自己有一個獨 立的完整的工業體係”。正確步驟是“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國民經濟按兩步來設想: 第一步,用十五年時間,即在一九八 0 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 濟體係;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麵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 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作者認為,周恩來關於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目標的思想,深刻地揭 示了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必然曆史趨勢。而這些思想的闡發,不僅給全國人民指明了奮鬥的方向,堅定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信心和決心,而且表明周恩來已經掌握並能嫻熟地應用馬克 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於我國經濟建設的實踐。從而標誌著周恩來社會主義經濟建 設思想基本形成。

三、經濟工作必須實事求是,既要反對右傾保守,又要反對“左”傾冒進 對這個重要思想的研究,在已發表的論著中是比較深入的,結合經濟建設實踐中一些重大事件的分析,總結了許多有益的經驗教訓,從而也加深了對周恩來經濟建設指導思想的理 解,對當今我國進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早在 1980 年我國著名經濟學家許滌新等寫的《從實際出發,遵守客觀經濟規律--學 習周恩來同誌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思想》一文中,對這個問題結合周恩來組織領導五、六十 年代我國經濟建設的實踐作了比較係統的分析:1953 年,當我們開始進行有計劃的大規模 的經濟建設的時候,周恩來就及時指出:必須實事求是地對待有利條件和困難條件。如果不 估計到有利條件,就會發生保守傾向;如果不估計到困難,又會發生盲目冒進情緒。這是一 個非常重要的指導原則,在周恩來領導下製定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體現了這個原則。早在 1952 年底周恩來在規定一五建設的方針任務時,就實事求是地考慮了工業建設的速度問題,認為, 計劃建設期間的工業發展的速度應當低於恢複時期,因為基數變化了,速度也必然要相應發 生變化。三年恢複期間,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 34.8%。周恩來從實際出發,認為一五計 劃期間不可能達到這個速度,隻能平均每年遞增 20%左右。為了留有餘地,所以在計劃中 隻規定每年遞增 14.7%。周恩來告誡大家,在這期間,主要要反對保守傾向,但同時也要防 止脫離實際的冒險傾向。一五計劃執行的結果,果然如周恩來的估計,平均每年遞增 19.2%。在一五計劃的後期,1956 年初,社會主義改造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建設高潮即將到來, 周恩來又諄諄告誡我們:“我們應該努力去做那些客觀上經過努力嗬以做到的事情,不這樣 做,就要犯右傾保守的錯誤;我們也應該注意避免超越現實條件許可的範圍,不勉強去做那 些客觀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則就要犯盲目冒進的錯誤。”但是,當時有些部門和地方的領導 同誌沒有認真理解周恩來的意見,而在巨大的勝利麵前,頭腦開始發熱,出現 1956 年初的 經濟建設齊頭並進,急於求成的傾向。1956 年夏天,周恩來在主持製定第二個五年計劃時, 總結了當年反冒進的經驗教訓,首要一條經驗就是:應該根據需要與可能,合理地規定國民 經濟的發展速度,把計劃放在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基礎上,以保證國民經濟比較均衡地發展。 吸取了 1956 年反冒進的經驗教訓,製定第二個五年計劃是體現了實事求是的原則,留有餘 地。如果按照這個計劃去做,我國經濟的發展,將比一五計劃還好。遺憾的是,1958 年錯 誤地開展了對 1956 年《人民日報》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一文的批 判。從那時起,形成了隻準反保守,不準反冒進,隻準反右,不準反“左”的局麵。其結果 就來了一個大冒進。由於這些錯誤,加上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廢止合同、撤走專家,我國國 民經濟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遭受了嚴重的挫折。1960 年底在周恩來和李富春的建議 下,黨中央和國務院果斷地對國民經濟製定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經 過采取一係列重大措施和工作,保證了國民經濟又能夠實事求是地順利發展。經過全黨和全 國人民同心同德,努力奮戰,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國國民經濟又呈現一派欣欣向榮的景 象。許滌新等同誌撰寫的這篇論文是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 史問題的決議》之前,這是我國經濟戰線撥亂反正的一篇好文章,對開展周恩來經濟思想的 實踐以及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史研究起到了引路的重要作用。

陳雪薇寫的《周恩來提倡實事求是的經濟建設指導思想》一文,對周恩來倡導和實踐實 事求是的指導思想在經濟工作的體現作了較全麵的概括,主要點是:(一)堅持實事求是,認 識和掌握經濟建設的客觀規律;(二)進行調查研究,必須實事求是;(三)製定和執行國民經 濟計劃,必須實事求是;(四)實事求是。就要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五)要全 麵辯證地處理好經濟建設中的各種關係,他先後提出,從領導經濟工作上說,主要是:要正確處理國家建設總方針與各部門業務的關係,製定國民經濟計劃中的需要與實際財力、物力、 人才的可能之間的關係,全麵安排和重點建設的關係,生產和基本建設的關係,經濟事業和 文教、國防事業的關係,經濟與財政的關係,此外,周恩來特別強調要處理好國家經濟建設 和人民生活的關係,這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基本出發點和根本目的的問題。從實現國民經 濟的各部門相互協調發展來說,不僅要處理好農輕重關係,而且還要處理好工農業生產的運 輸、商品流通之間的關係,中央和地方之間的關係等。從國內與國外關係來說,要正確處理 學習外國先進技術與發揚自己的獨創精神的關係,自力更生和國際合作的關係等。周恩來倡 導和實踐實事求是思想是指導我國經濟建設,反映了我們黨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發展客 觀規律的初步認識,是我們黨和國家的精神財富。

曹應旺寫的《談周恩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思想》一文中,通過學習《周恩來經濟文選》 1953 年至 1957 年的文選,對“一五”計劃和過渡時期,在為“一化三改”的目標而奮鬥時, 周恩來對待“一化”與“三改”的速度問題所采取的基本思想,不是有些論者把周恩來的基 本思想僅僅歸結為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的反冒進。他認為,這種觀點沒有全麵地、完整地理 解周恩來在速度問題上的基本思想。他認為,周恩來在這個問題上有三個主要的觀點:(一) 在速度問題上的基本思想是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周恩來在對待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 的速度問題上,是主張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周恩來所講的速度問題,強調是兩個方麵,即: 不估計到困難,就會產生盲目冒進情緒;如不估計到有利條件,就會產生保守主義。(二)從 實現“一化三改”整體目標上全麵堅持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周恩來不僅對實現社會主義工業 化強調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同樣對實現社會主義改造也應是這樣。(三)堅持反對“一化”和 “三改”兩個方麵的冒進傾向。在一定時期內,保守傾向和冒進傾向總有一個是主要的。既 反保守又反冒進,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而是要重點反對主要的錯誤傾向。作者對 1955、1956 年間,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兩個方麵出現的急躁冒進的傾向,周恩來所持的基本思想作 了具體的闡述。作者得出這樣的結論:“一五”時期,周恩來是從實現“一化三改”整體目 標上全麵堅持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方針的,如果隻從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及其計劃、預算這 一方麵研究反冒進,是難以完整反映周恩來當時經濟思想的全貌的。

四、農業是基礎的思想 對周恩來提出並一貫堅持的農業是基礎的思想,在周恩來經濟思想研究中現已發表的論著不太多。在從已發表的論著中涉及這個問題的觀點,一致肯定農業是基礎是周恩來一貫堅 持的一個基本思想。曹應旺寫的《論周恩來關於農業是基礎的思想》一文,對這個重要思想 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作了比較係統的闡述。作者認為,“在經濟恢複‘一五’計劃、經濟 調整和‘文化大革命’等不同曆史時期,周恩來不僅始終堅持了這一基本的經濟思想,而且 善於結合不同曆史時期的特定條件,對這一思想不斷深化和拓寬,使其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 各個曆史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作者指出,在建國之初,周恩來強調“農業的恢複是一切 部門恢複的基礎”;在我國進入“一五”計劃經濟建設時期,周恩來提出“農業是工業發展 以至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條件”;在 60 年代初期調整國民經濟時,周恩來指出:“把 一切工作轉移到以農業為基礎的軌道上來”;麵對“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周恩來在總結建 國以來的經驗教訓基礎上,深刻地指出:農業的穩定是全國穩定的基礎。中國的農業是一門 大學問,要好好學習,研究中國農村問題是基本課題。這些告誡,仍繼續警醒、指導著當代 中國的經濟建設工作。

五、處理好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相互關係 對周恩來關於處理好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相互關係的思想,在現已發表的論著中有所涉及,但比較係統的闡述是許滌新等撰寫的《從實際出發,遵守客觀經濟規律》一文。文章指 出,周恩來同誌曆來重視正確處理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關係問題,因為國民經濟的發展, 如能堅持最適當的比例,就能獲得最快的速度;反之,如果出現嚴重的不平衡,將被迫降低速度,甚至會停滯倒退。就我國國民經濟各部門的關係中間,周恩來特別重視兩大問題。一 是安排好工業和農業的關係。建國之初,他就明確提出農業是基礎,工業是主導的思想。但 是,如何正確處理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比例關係是一個十分重大而又非常複雜的問題, 周恩來對這個問題是非常審慎,不斷摸索和總結,在“一五”期間,農、輕、重之間的比例 關係基本是協調的。但在“二五”期間,沒有處理好。1960 年同 1957 年相比,工業總產值 增加 1.3 倍,而農業總產值卻下降 23.6%,在工業中,生產資料產值增加 2.2 倍,而消費資 料產值卻隻增加 47%,結果,農、輕、重比例嚴重失調。周恩來總結了三年經濟困難的經 驗教訓再次強調,必須以工業為主導,以農業為基礎。在調整國民經濟實踐中,他總結了一 條重要經驗,根據農業、輕工業發展的需要和提供的可能條件,來安排重工業的發展規模和 速度。按此辦理,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二是強調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要處理好重點和一般 的關係。周恩來既反對到處鋪開,盲目冒進,影響重點的錯誤傾向;又反對把重點過分突出, 孤立發展重點,不顧全麵的錯誤傾向。周恩來還明確表示不同意那種把鋼鐵看做唯一的反映 國家工業化程度的指標並孤立地發展鋼鐵生產的錯誤觀點和做法,認為看一個國家的工業化 的程度,實際上還應看這個國家科學技術的發展、交通運輸現代化的程度和人民的生活等等。 因此,決不能孤立地發展鋼鐵生產而不顧左鄰右舍。到 1962 年,周恩來在總結那幾年的經 驗認為,“以鋼為綱”不能作為一般的指導方針,因為鋼鐵工業不能過分突出而不顧其他。

六、國家建設與控製人口同改善人民生活的關係 對周恩來一貫重視正確處理國家建設和人民生活的關係的思想研究受到廣泛的注意,周恩來對這個問題的論述十分豐富而精辟,同時,這些思想原則也是周恩來在組織領導我國經 濟工作實踐中力求做到的一個大問題。在現發表的論著中,對周恩來正確處理國家建設和改 善人民生活的關係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都作了很充分的論述。

值得指出的,在許滌新等撰寫的論文中,特別對周恩來關於我國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與 改善人民生活的關係問題作了很好的論述。他們指出: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和實踐中, 一些同誌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對這個問題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以致人口急速增長,人民的吃 飯、教育、就業等問題,今天就成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最急迫的問題之一。周恩來 早在 1953 年就注意到人口增長對於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指出必須注意農業和輕工業的發 展以適應今後人口增長的需要。1956 年在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報告中又提出了節育問題, 並把它作為改善人民生活的一項重要措施。當時,馬寅初、邵力子先生在人民代表大會提出 了計劃生育、節製人口增長的主張,不久受到不應有的批判。周恩來從社會再生產的角度分 析,認為人既是勞動者,又是消費者,而且首先是個消費者。人從生下來直到成年能為社會 勞動力以前,要吃、穿、住、行,要消費各種生活必需資料,然後才能成為勞動者。而且從 我國具體情況來看,一是人口多,二是生產和生活水平低,城鄉工農業生產容納不下過多的 勞動力資源。因此,人口過多對國家建設和人民生活的提高都是利少弊多。在製定 1957 年 經濟計劃時,周恩來力排眾議,指出人口多在中國確實是個問題。每年人口增長 2.5%,給 國家建設帶來了難以解決的困難。土改時全國農村每人平均 3 畝地,現在隻有 2.8 畝了。他 頂著當時批判的壓力,肯定了馬寅初、邵力子先生關於控製人口的合理建議,可惜,他沒能 挽住對馬寅初錯誤批判的狂瀾。後來,他仍不斷地耐心地提醒和教育全黨注意人口問題,作 過許多遠見卓識的教誨,就是在十年動亂的日子裏,他還一再呼籲全黨注意計劃生育工作, 要求在 20 世紀內把我國人口純增率壓到 1%。但是,經過林彪、“四人幫”十年的破壞,周 恩來的設想沒能實現。周恩來從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總結了生產發展、人口增長和人民 生活水平提高之間的辯證關係,始終把人口問題作為發展生產和提高生活的一個重要因素, 這就是說,人口的多少不但直接影響著一定時期內社會物質和文化生活資料的分配和消費, 而且勞動者的數量對社會生產的水平也會產生完全不同的影響。如果勞動力的數量超過了社 會勞動手段和生產發展所能容納的程度,那麼,過多的人口即使作為勞動力,也會造成社會生產的負擔。同時,人口過多還會妨礙勞動者對科學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從而不利於生產 發展。所以,周恩來在 1965 年計劃工作會議上,提出把控製人口的增長作為社會主義生產 的一項基本原則,指出:過去我們說,要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現在我看 還要加一句,要在增加生產、計劃生育的基礎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這是對社會主義經濟建 設的實踐和理論的重要貢獻,也是我們進一步研究社會主義再生產過程的一個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