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參加這種場麵宏大、禮節繁多的儀式，可以增強族眾對所在宗族的自豪感。有的家族還規定，年齡稍長之後的男孩子都要參加宗族內一些禮義和祭祀活動，以使他們從小掌握做人的規範，懂得各種禮節，形成特定的思維模式。
“在過去的中國，秩序堂或者說祠堂，往往就是族規的象征，是一個家族精神教化的聖殿.
而這代表規矩的秩序堂就是封建禮教下對人性的最大禁錮的代表..
我想告訴觀眾的就是當這種規矩成為一種規範，衡量的戒尺掌握在別人手上的時候，規矩就沒有感情可言了“.
對於自己的電影能得到貝托魯奇這位大師的看好，張一謀心中的高興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特別貝托魯奇還是這屆電影就的評委會主席，那是能個人就能決定金棕櫚歸屬的存在.
“張你對電影的把控比起紅高粱時候又更近了一步，你在菊豆裏表現的更像一位導演而不是攝影師了.“貝托魯奇稱讚道.
“是的主席先生.在《菊豆》之前我拍電影一直是站在攝影師的角度，不太重視調動演員，不太重視挖掘人物內心，更注重的是電影的整體風格、造型和視覺衝擊力。
《菊豆》雖然仍有“染布作坊”一類形式感的東西，但卻是我第一次把自己的屁股坐到了導演的位置上。“對於貝托魯奇能準確的發現自己在電影拍攝上的變化張一謀心中很是激動.
這說明，貝托魯奇對自己的並不單單是商業吹捧，而是實實在在的有關注過自己，關注過自己從紅高粱時候的不成熟到菊豆現在的進步的.
“沒錯.張你更像個導演了，你的變化很明顯，不但對於電影的把控更加到位，而且對於演員的調教也是進步非常大.“貝托魯奇笑著把話題從電影延展到了演員上.
“是的，主席先生說的沒錯.《紅高粱》中之所以能表現那種狂放的精神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男主角薑文的表演。
薑文是一個很有能力的演員，所以他演的那個人物就非常有光彩。反過來再看那時的鞏俐，就會發現我那時候的功力還局限在隻能提供給演員一個很好的造型與形象上.
僅僅兩年之後，鞏俐在《菊豆》中的表演就有了質的飛躍。
這就充分暴露出《紅高粱》時期我作為導演還不會導演，對鞏俐這樣的新人我就無計可施，但是自己會演戲的薑文就幫了我的大忙。”
談興正濃，感覺遇到了知己的張一謀一點都沒有自曝其短的尷尬.
他感覺自己這次來戛納最大的收獲不是讓世界各地的人看到了自己的電影，不是在那麼多片商麵前推銷了菊豆，他覺得最大的收獲是在這裏遇到了真正懂自己的貝托魯奇.
隻是張一謀肯定沒想到的是，比起他電影裏想要表達的那種對封建禮教的控訴，貝托魯奇更感興趣的是他是如何把握電影裏那些或隱晦或直接的關於性的鏡頭拍攝的.
“張先生，你是如何掌控那些通過性來表達思想的鏡頭的尺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