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廣安縣，這塊地形頗似中國民間傳說中的聚寶盆的地域，因為土地肥沃、物產豐饒而與四川省一道被讚譽為“天府之國”，也就是“天堂”的意思。
盡管世界在這個時候正經曆著翻雲覆雨的動蕩，盡管在不久後全世界不同膚色的人民都將卷入殘酷而規模浩大的戰爭，但是，深處中國腹地的這個小縣城卻如世外桃源，生活在這裏的人們依然過著田園般的生活。
鄧文明是一個富裕的小康之家的主人，有自己的土地和房產。他的家在距四川省中心城市重慶市北156公裏之遠的一個偏僻的山地村莊裏，這個小村莊名叫“協興”。
鄧家已經有了一個女兒，取名為鄧先烈。可是，鄧文明和熱情的親戚們還是迫不及待地希望能有個接續“香火”的兒子。盡管中國的一些先鋒思想人士已經開始掀起反對傳統封建主義的大潮了，可是在這個偏遠的小村莊裏，人們還是相信，一個兒子將意味著家族的未來與希望。
1904年8月22日，農曆七月十二日，鄧文明終於如願以償：他得到了第一個兒子。妻子臨分娩的前幾天，在這幢馬蹄形的灰色木結構瓦房裏，鄧文明異常興奮地布置了那張結婚床以迎接嬰兒的誕生。這是一在曆史的拐點上就是這個普通的農民家庭，誕生了一位日後改變中國前途命運的偉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張古色古香的大床，上麵雕刻著龍鳳等精致的圖案，是一件南方風格十足的木刻藝術品。
按照民俗，鄧文明在家門上掛上了弓箭，除了借此向鄰居和客人宣布男孩的出世，也蘊含著他對兒子深沉而熱烈的希望。他給兒子取名為鄧先聖，也就是參加革命後改名的鄧小平。
盡管協興村又小又偏僻，卻有著一家私塾和一所不大的小學堂。
1909年鄧文明把兒子送到了那位私塾的門下。改其學名為鄧希賢。
一、5塊銀元扶危濟困的故事
鄧希賢小時候聰明好學，8歲這一年，在一次放學回家的路上，一個好朋友忽然悄悄地哭起來。希賢急忙問為什麼，這位家境貧窮的同學說，他的妹妹病重，如果得不到治療可能就要死去，可是不知道如何才002
［１］毛毛著：《我的父親鄧小平》（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８月，第４６～５３頁。
能湊足這筆治療費。幼小的希賢聽完這個沉重的故事後默默地走開了。第二天一早，希賢跑到那位朋友身邊，悄悄地塞給了他5塊銀元--這在當時當地可以買到500斤穀子--然而這一筆錢卻是希賢瞞著精明的父親從他的錢箱裏偷出來的。
幾天之後，東窗事發。鄧文明發覺丟了錢異常惱火，氣憤地把全家人召集起來。還未等到父親說出第一句威嚇的話來，年幼的鄧希賢便站了出來。他遞給父親一根棍子，說錯了。父親狠狠揍了他一頓，希賢一聲不吭地挨著打，眼淚卻止不住地掉了下來。他畢竟還是個孩子。
事後，怒氣平息的父親開始仔細詢問事情的前因後果。兒子告訴他，自己的好玩伴遇到了困難，他的妹妹眼看就要病死了，但是他們家拿不出錢來治療。父親明白了，一把將兒子攬入那寬厚的懷裏，連聲稱讚兒子做得好，做得對。父親懊悔不迭，他問兒子在這不該挨的懲罰時為什麼一聲不吭呢？為什麼不知道替自己辯解呢？小小的希賢抬起頭認真地回答說，按規定小偷的確應當受到懲罰，所以自己挨打是理所應當的。
至於為什麼要哭，那是因為希賢覺得自己非常無能，以至於不能自己掙錢來救濟他的朋友們。盡管顯得如此純真幼稚，但是這種本自於崇高的人道精神和傳統儒家“仁義”道德的扶危濟困的思想，已經在鄧希賢幼小的心田裏萌芽了。以後，當他領導農民鬧革命時，當他跨馬長征時，當他登上天安門城樓時，當他坐在國務院辦公室裏或是巡視在大江南北時，也許他記起了或忘記了這個關於5塊銀元的故事，可是這種扶危救世的英雄主義精神早已滲透在他的一言一行之中，並且時刻鞭策著他，因為他選擇了一條偉大的道路，一個解放者的道路。
在1949年以前，他和他的戰友們致力於把人民從“三座大山”的重重壓迫之下解放出來。在1949年以後，他又和他的同誌們致力於把人民從貧困的生活中解放出來，從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來；把生產力從不適應的生產體製中解放出來。
［１］［美］理查德？伊文思著：《鄧小平傳》武市紅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２月，第１～７頁。
5塊銀元的事情結束不久，父親為了讓大兒子能受到好的教育，便將希賢送到離家8公裏以外的廣安城裏的學校。這是鄧希賢第一次離開那個偏遠而寧靜的小山村，當然，從此他也告別了那種富裕的田園生活，告別了無憂無慮的童年，走向了更為廣闊的、充滿著艱難困苦和理想希望的新的世界。
二、身在異鄉的愛國者
鄧小平進入重慶預備學校所參加的活動的正式名稱叫“勤工儉學”，其先驅是李石曾。李是一位愛國人士，信仰無政府主義，推崇法國文明。
他已作了多年的努力，試圖建立中法之間較密切的聯係，並且設法使中國工人與學生同時在法國享受工作與教育的好處。他本人家境富裕，曾在法國的中學和巴黎的巴斯德學院學習。
李最早的籌劃始於1908年。他在巴黎郊外創辦了一家豆腐加工廠，並開始給工人們（都是來自中國他老家的同鄉）傳授中文、法文、基礎科學和良好的社會行為。按照多數無政府主義者的做法，他主張對學生們嚴格管理，禁止喝酒、吸煙和賭博，隻是鼓勵他們努力學習。這個嚐試最終沒有維持多久。豆腐加工廠因為不賺錢而破產，李隻好把參加這項實驗計劃的學生送回祖國。
但李並不灰心，他接著又策劃了一項新的更具雄心的計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臨近的幾年裏，他安排約130名中國男女學生在巴黎、蒙達吉斯個和楓丹白露的中學裏學習。戰爭期間，他創建了一個學會。這個學會就是給在法國工廠裏的中國工人以基礎教育，並使他們了解無政府主義的重要性。該協會在巴黎開辦了一所學校，部分中國工人在辛苦工作之餘，還抽空前往學習。
1916年，仍在法國的李石曾又推出了一個計劃：招收一大批受過教育的年輕的中國人到法國，邊工作邊學習。他熱切地希望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中國知識分子克服輕視體力勞動的壞思想，同時讓他們教導當時在法國的三萬名中國工人，並使他們學會對中國的現代化有用的技能。他創辦了“華法教育會”，希望“發展中法兩國聯係，尤其是在法國的科學與精神教育幫助下，改進中國的道德、學術與經濟生活”。他勸說中國的朋友們和具有善意的人們在中國開設華法教育會分會，並設立學校，招考學生，為到法國生活和工作準備經驗。
由於當時中國的政治狀況非常糟，也因為第一代現代中學畢業生找工作困難，所以一大批中國青年被李的計劃所吸引。1919
年3月至1920年12月期間，有近1600名學生，其中約30名是女生，從海上乘船前往法國。像鄧小平這樣還不到20歲的學生青年鄧小平不多，30多歲甚至40多歲的更少，大多數是20歲出頭的年輕學生。
他們大部來自四川省和湖南省。有些是大學畢業生，但絕大多數沒有超過中等教育程度。他們來自社會的中層，即使輪船公司提供一百銀元的優惠票，大部分家庭還是難以承擔（有時候，商會會借錢給他們買船票，如果他們手頭不方便，商會會延長貸款的期限）。
大多數勤工儉學的學生動身赴法時是樂觀的，確信雖然必須辛苦工作，但最終會獲得先進的專業知識和工業技能。有人還希望了解法國如何成為並保持民主共和製的成功秘訣。周恩來（他和鄧小平後來成為最知名的勤工儉學學生）1920年6月，在赴法的五個月之前寫了一首詩，詩中稱法國是“自由的故鄉”，並期待有一天能夠在中國“扯開自由旗”。
在法國這邊，也對這些中國學生抱有很高的期望。有一段時間，法國的政治家和教育家們曾為英美文化的傳播，特別是新教徒傳教士通過創辦中學和大學對中國施加影響，而感到憂慮。所以他們歡迎中國的這個勤工儉學運動，認為這是讓中國人了解及敬仰法國文化的最佳方式。他們中有些人同年輕的中國人一樣浪漫，斷言這項運動會帶來兩種文化的交融。一位熱心者寫道，中國人是“遙遠東方的法國人”。因為他們是哲學家、詩人和藝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