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者後，賓主自然要娛樂一下，圍坐在一起搓麻將。
載振的麻將籌碼很高，三千兩一局。來者求官者居多，進出一次輸個幾千上萬兩很正常。王奕恇父子根據賓客輸錢多少，決定賣官弻爵的高低。輿論稱之為‘慶記公司’。到後來，生意太興隆了，載振都沒法每回都出來應酬賓客，有賓客們自己玩，載振抽錢，好在賓客醉翁之意不在酒，隻要輸錢就心滿意足，這禮也算是送成了。
書畫古玩是古代官員的另一項愛好，很多官員都喜歡搜集古玩字畫，湧現出了一批金石專家、書畫鑒賞家。晚清封疆大使端方就是一位金石專家，還出過研究金石古董的專著《匋齋吉金錄》、《匋齋吉金續錄》等等，堪稱“著作等身”。他在晚清的聲譽還不錯，有廉潔之名。
別人直接給他送禮，他都大義淩然的要求把禮金、禮品送到公堂上去、以表示自己很清廉。但是，端方喜歡研究書畫古玩，遇到有人送來求他‘鑒賞’的，他無不熱心的與之切磋鑒賞需要時間，這些寶貝就留在端方的家裏由他慢慢賞析去了。
端方這樣的‘書畫古玩控’在晚清還不少。因為收的珍寶太多了，背景的琉璃廠一條街上，有不少古玩店鋪的幕後老板就是端方一類的高官顯貴——台前老板不是他們的親屬，就是他們的奴才、親信。‘文雅’的高官們把家裏的古玩書畫擺在琉璃廠去賣，為了提高業績，他們常常會不經意地向求他們辦事的人‘透露’，某個古玩或者某副書畫如何如何的好。有時候，他們就幹脆高調刻意的抬高某個作者的作品。有心求他們辦事的那些人就自然去市麵上尋找相關的書畫古玩，結果發現就在該人開設的店鋪中。
於是，如果看到了某件古玩周而複始的進出某位高官的府邸，也是可以理解的。
送書畫古玩，看似成本很高，實則不然。
雖然古代官員中讀書人的比例很高，但真正精通文史、懂得古玩書畫的人很少，大多數是附庸風雅而已。
這就更不用說那些通過亂七八糟途徑邁進仕途的高官顯貴們了。端方其實也是附庸風雅，在他死後，人們在他的藏品中發現了許多贗品以及很多並不出眾的收藏品。據說，端方對古玩字畫的判斷完全仰仗手下那些同樣不是很明白的幕僚，評判的標準是一靠送禮者的吹噓，而是看書畫作者的名氣。不用說，端方那本金石學專著，也很可能是代筆之作。隻要端方一類的官員認為禮品有價值，送禮者的目的就達到了。送禮者完全可以尋找贗品或者次品去濫竽充數，因此降低了送禮的成本。
不論是投其所好，還是送書畫古玩，都有一個送字，不能完全消除利益輸送的痕跡，他們都不像是勞動所得來的合法正派。
那麼，如何才能和官員搭建起勞動關係呢？
最常見的做法是請官員題字、寫文章，然後給官員一筆不菲的潤筆。
潤筆收入，是明清官員重要的收入來
源。
明朝中後期，社會上逐漸形成向官員購買墨
寶和文章的風氣，百姓向官員、下級官員向上級官員有事沒事的就來求文、求字。官員們盛情難卻勉為其難的應承下來，寫完後再半推半就的接受不菲的潤筆。
後來，官員不問求文者的人品，、事由，隻關心潤筆的多少。到最後演變成了官員題字、文章非出錢不可，沒有免費的了。
到清朝，這股風氣越來越盛，潤筆費用越來越高，成為官場半合法的收入，占了部分官員收入的大頭，到現在官場，仍舊有一些官員喜歡出版一些所謂的專著，從中賺取一筆合法酬勞。
據說，張之洞但仍湖廣總督的時候，一次因為興建近代事業缺錢，就打起了潤筆的主意。
有個富豪的父親生前名聲極差，為了粉飾父親的生平，更為了漂白父親的惡性，他就迫切想讓張之洞出麵為父親寫個墓誌銘。有個最高父母官的肯定，誰還敢說父親的壞話？
張之洞還真就寫了。他科舉高中，翰林出身，寫歌功頌德的文章自然不在話下，不過，潤筆的費用也不低。
一字千金，張之洞按照一個字一千兩的價格向富豪狠狠敲了一筆，不過張之洞好的一麵是把這筆費用用在了近代事業上，沒有裝進自己的腰包裏，不好的一麵是完全不問對象，不顧事實寫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