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並沒有點石成金的能力，財政收入一直也是延續前朝的做法，不外乎仍是農稅、商稅和官營專賣。但是因為在重新複國後，為了穩定人心，在許多地區實施減免稅賦的政策。而減免後朝廷仍要維持運轉的各種開支仍然不會少，所以說朝廷開支反而有增無減。
趙昺用抄沒的財產渡過了初入江南最困難的時期，可很快就發起了北伐，不僅敗光了朝廷的積蓄，還使得財政出現了赤字，讓他的小金庫都是一空，並又在兩淮欠了一屁股帳。因而這幾年當下朝廷的主要收入來自專賣和商稅，其中來自海貿的關稅和貿易差又占了大頭，約占了總收入的四成強，其次就是鹽稅。
去歲趙昺的內庫來自海貿的收入是三千萬貫，那麼朝廷關稅和商稅收入大概也不會少於此數。而今收複江南三年減免稅賦期限已滿，那麼今年的農稅會有一個明顯的增長。這麼算起來，朝廷今年財政上會寬鬆些，但是按照趙昺的計劃尚不夠花。
讓趙鬱悶其實並不僅在於此，而是由此產生的社會矛盾日益突出，若究其根源就是在生產資料的分配上。首先就是人口，大宋現在有人口在三千餘萬，看似不少，可與現代相比甚至都不如四川人多，可以想見人口是多麼稀疏。
問題古代社會生產力還低下，糧食產量不高，為了彌補由此產生的效率低下。這就要大部分人投入農業生產，才能滿足社會需求，如此一來大多數人口就就被束縛在土地之上。現在由於海貿的興盛，使很多人將資金和人力投入其中，或直接買船出海，或是投入商品的生產，人口的分流又將導致出現了土地撂荒的現象。
另一個方麵是礦產生產，尤其是銅鐵的生產無法滿足需要。當下的鐵產量以萬斤計，這與現代以萬噸為計算標準，簡直是雲泥之別。而現在武器、船舶及新機械的生產都需要大量的鋼鐵，這又與民生發展產生了衝突，使得難以兩頭兼顧。
再有減免稅賦，動用財政資金從百姓手中買糧、買勞動力，在消耗了國家大部財力的同時，也讓百姓的手中有了些餘錢。而同樣刺激民間消費的增加，這使得商品供需矛盾加劇，又產生了物價上漲的動力與朝廷增稅的需求。
今春之後，已經有朝臣上奏要減少武器製造，以減少資源和資金的占用，向民生方麵傾斜。並以為農為百業之本，要求抑製工商，減少從事農業人口的流失，防止動搖國之根本。
趙昺知道這是經濟發展帶來的必然矛盾，但是戰爭的陰雲又始終彌漫不散。減少對軍事的投入，發展民生，必然會導致武器更新放緩，戰備能力下降。而抑製工商，則會使國家財政收入減少，支付能力下降，不得不增加農稅，從而加重農民的負擔，走回了老路。
要解決這個矛盾，趙昺知道就是發展科技，提高生產效率，以解放更多的生產力。但是這個科技薄弱的時代，短時間內讓科技出現飛躍式的發展，基本是做夢，這需要十年、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知識積累及人才的培養才能做到的，正所謂是遠水解不了近渴。
甘蔗沒有兩頭甜，既要保證民生，又要積極備戰，因此趙昺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尷尬境地。而今之際，要麼將資源向軍事方麵傾斜，以保證在數年後一舉滅元；要麼就是維持當下與蒙元的和平，集中力量發展民生，而滅元戰爭就隻能後延，與虎狼長期共存。
趙昺當然不甘心放棄北伐，他清楚一旦放鬆備戰，全力投入經濟建設，很可能就會陷入當年簽訂《檀淵之盟》後的境況。臣不思戰，軍不願戰，民不肯戰，導致上下皆不願意發動戰爭，軍備廢弛，軍隊羸弱，永遠的失去了收複燕雲十六州的機會，也為亡國埋下了隱患。
但是完全將精力放在軍事方麵，放棄恢複經濟，也就失去了戰爭動員的基礎，無法支撐龐大的消耗，導致半途而廢，重新陷入兩國對峙的局麵。所以如何平衡兩方的發展，即能保證軍備，同時又能保證經濟發展，保證民生就成了當前非解決的問題……
趙昺考慮良久，定下‘側重軍事，兼顧民生’的方針後，連續召開廷議和堂議，首先統一高層的思想，堅定滅元的決心，定下階段發展的方向。而後與眾臣商議如何平衡兩方的矛盾，經過多次討論和私下溝通後，終於做出了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