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的秘書監籌建以來，隨著幾位老人的離開，馬端臨和陳識時成為了主力，他們雖說工作十分努力，做事也認真，但是缺乏基層工作經驗，在有的問題上無法提出有益的建議，因而他一直缺一個熟悉民事的主事。
而張頌是從最基層的管民參軍、縣丞、縣令、州推官、通判，乃至知州，用了十多年的時間一步步幹起來的，基層工作經驗豐富。若非在濠州任上出事，三年任期滿後，就能入京，或是擔任府級主官。因此趙昺想讓他主管民事事務，當然這也需要進一步考驗，現在隻能擔任一個打雜的胥吏。
張頌告辭，趙昺當然不忘讓其獻上那本救荒奇書，他仔細通讀後，心中不禁感概。此書中不僅涉及如何救荒活民的措施及各級官員的在其中的職責，還對災荒的危害進行深層次的論述，應該說是一本有見解、有深度、有可操作性的著作。
在書中的首篇董煟就將救災度荒上升到了關乎國家存亡興衰的大事。其認為水旱霜蝗等天災曆代皆有，難以避免。倘若救荒無策則百姓有流離失所、餓殍遍地之患。遇大災理當傾舉國之力賑恤，假如不蠲租反而征課更甚，則人心思亂，會有不可預測的禍患。
他把隋唐時的農民起義原因歸結為遇災賑救不力而督賦益急。董煟指出，自古變亂之起未嚐不始於饑荒，如果執政者不惜財力，致力於賑救災民，則可安定社會。由此，他推論社會的動亂危機雖起於饑荒，但關鍵看當政者有無憂民之心。
以趙昺的理解，其言已經涉及到了事情的本質——天災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沒有應對天災的準備。董煟實際上也說明了“天災”與“人禍”的關係，提出“人事”在天災降臨時所起的決定性作用。他從災荒導致農民起義這一表象，揭示出統治者“無憂民之念”，不恤民瘼，對百姓盤剝務盡，才是導致人心思亂的真正根源。
其次，董煟主張“厚下”恤民，施行“仁政”減災，強調“厚民”思想，也就是我們今天倡導的“民本”思想。他認為，古人救荒之策凡是對百姓有利的，都應該繼承采用。古代救荒大抵以寬政薄賦為先，在民困財竭之際，實行荒政應該是厚下恤民。
強調統治者應注重平時施行“仁政”，若平時橫征暴斂，百姓不能休養生息，則一遇大災，雖移民移粟，按孟子的話說就是“不知本”。主張藏富於民，批評從漢代起將私藏歸於少府，專供皇家享用，使財富成為官府專用，而民間一旦告災執政者卻不知撫恤，天下百姓貧窮而唯獨皇帝富有。
另外，董煟要求明確從上至下各級官吏必須履行的救荒職責。強調人主當行、宰相當行、監司當行、太守當行、縣令當行，各有職守。
人主當行，即最高統治者不僅有散積藏以恤百姓等賑災措施，還包括厲行節約、改善朝政等；宰相當行共八條，有以救荒為己任、憂社會危機的萌芽、陳述緩征固本請求、上奏散財發賑的對策等，把賑災的後果提到“社稷顛危”的高度認識；監司當行十條，主要是負責協調、監督州郡救荒，行賑災之策、通融有無、糾察官吏等。
太守當行共十六條，主要是稽考常平倉儲以賑糶、申明遏糶之禁、撫恤流民等；縣令當行共二十條，檢旱不可遲緩、賑糶賑濟、勸富戶發囤積、誘富民興販等。還提出守臣到任需預講救荒之政，不論地區遠近，限赴任一個月後將本州管轄諸縣鎮可備荒救荒之策上奏朝廷，經審核後由朝廷責令實施，不得違背。
這本書條理清楚，從措施到職責麵麵俱到，算得上這個時代救荒的寶典了。但是並沒有引起朝廷的重視，更沒有貫徹執行，而董煟也未能因此受到嘉獎，仕途終止於一個縣令，其中原因卻令人深思。
趙昺對其敬佩之餘，他從另一個角度對此進行了研究，發現董煟其實是一個‘不識時務’的人，以致得罪了整個官場，而其製定的措施一旦認真執行，並嚴加落實，等於斷了許多人的財路，侵害了整個官僚集團的利益。
在文中，董煟揭露與抨擊朝廷荒政的若幹弊端以警示，有的放矢地批評荒政弊端多達四十餘處，二十餘種之多，如郡縣官吏專事催辦財賦而諱言災傷；州縣之官有壓製百姓不準報災的，勘災之官有不敢報明受災實情的；守令貪豐熟美名，諱聞荒歉之事，不受災傷之狀，責令裏正荒報豐熟；裏正則生怕勘災審戶官員一來需破費招待，便胡亂承認豐收，以免花費，不顧來日災民之苦，指出地方官諱災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