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問題到底出在哪裏?仔細分析後，趙昺發現宋朝民間舉事的兩個鮮明特征。第一，即便活動範圍再廣叛軍也很難吸引民眾加入，以至規模無法擴大。第二，民間舉兵後如果沒有很快被消滅，到了運動戰階段幾乎都會選擇南下。
深入地分析，就要涉及到宋代的兵製了。大家都知道中國古代所有王朝從來沒有敢在地方上不設防的，但趙匡胤開了曆史先河。州郡無兵導致對小股盜賊都無能為力，稍有變故極容易造成動蕩。後來金國南下擊潰了宋軍主力後所向披靡與此也不無關係，大量的城市倉促間根本無力組織有效抵抗。
當然許多著名官員也清醒地意識到了朝廷規製的巨大缺陷。針對民間叛亂，歐陽修提出措施有三條：“一乞選捕盜官。”首先是治標，事情已經發生了重要的是考慮怎麼解決燃眉之急；“二乞定賞罰新法。”地方守備力量衰弱是叛軍如入無人之境的根本原因，危險的趨勢必須得到扭轉；“三乞按察老病貪贓之官。”這是最根本的，民眾舉事說明官員賑濟安撫不力，必須整肅官吏方能從根本上解決叛亂不斷的問題。
幾乎與此同時範仲淹開始了“慶曆新政”試圖變法，之後王安石也登上曆史舞台。範仲淹側重於對冗官的整治，王安石涉及的範疇更加廣闊，但置將法、保甲法等都在力圖改變州郡不設防的狀況。而王安石雖然沒有扭轉重文輕武的大勢，但還是取得了部分成果，自神宗起民間舉事幾乎很少能夠轉戰千裏了……
在行朝重返江南後，當時控製的地盤不過是江浙及江西和湖廣部分地區，禁軍主要駐防在長江沿岸，禦前護軍駐防京畿，構成大宋的國防體係。而閩贛、漳廈和閩廣地區主要是由懷恩軍、威勝軍、熊勝軍及懷德軍改編的地方州軍負責維持治安，鎮壓反叛。
彼時地方有事，禁軍和禦前護軍可以就近支援，但是現在禁軍主力已經遠離江南，分駐在淮東和淮西、川蜀，京畿地區也隻有三個旅的禦前護軍駐紮，地方有事就有些遠水不解近渴之慮了。雖說現在已經建立起以府為基點的州軍體係，但人員和武器配備上多寡不一。
因為受到火器生產能力所限，又隨即展開北伐之戰，火器隻能優先配備給禁軍和禦前護軍，多數地區的州軍的主要裝備還是主力淘汰下來的冷兵器，隻有靠近前線的州軍才能裝備部分火器。所以這些地方軍的戰鬥力不足，維護治安，剿匪緝盜沒有問題，遇到播州楊氏這種實力強勁的俚族武裝就有心無力了。
但是當下大宋內部並非平安無事，雲南地區的戰事仍在持續，如今在川蜀被收取的情況下，雲南已經被隔為飛地，戰事亦要盡快結束。兩廣俚區已經完成改土歸流，但小規模的叛亂仍時有發生，且麵臨著占城、安南等外藩的擴張。這些皆需要強有力的軍事力量震懾。
因而播州不服王法隻是將這種危機放大，而‘內虛’的危害性也得以凸顯。而在座的幾位各省首相皆是經曆過戰爭，從最生死存亡的邊緣闖過來的，當然清楚內防空虛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加之財政狀況的改善，也讓他們有了擴軍的底氣。
趙昺在廷議上形成擴軍決意後，趁熱打鐵馬上提議舉行堂議，命兵部相關人員編製擴軍方案，讓樞密院製定封鎖方案以應對當前川黔形勢。
陳任翁到底是老丈人，最能領會皇帝的意圖，兵部很快拿出了擴軍方案。他們在作出整體規劃後，認為增編五個軍為宜，分別駐防福建、江西和兩廣要地。而京畿地區也要駐紮一軍，以保證京師安全，以防玉昔帖木兒侵入江東時無兵可調，保衛京師的尷尬之事重演。
按照兵部的規劃新編的五個軍劃歸禁軍序列，人員編製和武器配備皆參照禁軍，也就是說至少要增加兵額十五萬人。趙昺閱罷隻能苦笑搖頭，這個方案拿到廷議，乃至堂議上很難獲得多數人的支持，更無法獲得通過。而在他這裏也不會獲得批準，因為這太過理想化了，增加的不僅僅是兵額，還會給財政帶來極大的負擔，朝廷養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