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此，北宋政府便集中重兵、選派宿將，守衛北部要點。開封以北地勢遼闊、平坦，北宋政府駐重兵於京師及附近，既有利於應付北方邊境及各地之急，又可防止“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現象的出現。這樣，在任何情況下，皇帝隨時都可調用禁軍。
另一方麵，北宋定都開封，而開封地處平原，不像洛陽、西安、北京那樣有山川之險，加上此時遼國勢力蒸蒸日上，幽雲十六州的割失，更使北宋失去了抵禦契丹貴族入侵的天然屏障。因此，要抵禦邊患，北宋隻能以兵為險，駐重兵於京師，以成強幹枝弱之勢。
其次，“守內虛外”是當時北宋加強中央集權、鞏固統治的需要。宋太祖親眼目睹五代各國的交替情況，自身也靠兵變取得政權。所以，宋太祖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籠絡和防備內部問題上，沒有足夠的決心來解除外患。他首先考慮的便是如何保持穩定並擴大統治基礎進而加強集權，尤其是軍權。
太祖擔心如果還是精兵布滿天下，則就地稱亂的局麵仍還有可能出現。因此，其要加強中央集權，防止叛亂，就必須牢牢地控製、掌握禁軍。史書雲：“太祖鑒前代之失，集精銳於京師。”由此可見，宋太祖將禁軍駐防在京師，是總結前代之失、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
再次，“守內虛外”是當時激烈的階級矛盾的產物。宋太祖是靠兵變取得政權的，沒有親眼目睹農民戰爭的威力，因而他不僅沒有采取措施去緩和階級矛盾，反而使矛盾不斷激化。
其一，北宋通過科舉製、恩蔭製等途徑，大肆扶植地主階級，給他們種種優厚待遇，以換取他們的支持。其二，北宋不僅繼承了唐末五代以來的大部分雜稅，而且還采取“不抑兼並”和“田製不立”的政策，縱容地主階級兼並農民土地，使土地兼並空前發展，階級矛盾迅速激化。
其三，由於地主階級逃避差役，北宋政府大大加重了農民的差役負擔，甚至有的地區出現“下戶半曾差作役”的狀況。其四，北宋政府還把沉重的官俸、軍費開支及後來的“歲幣”負擔轉嫁到百姓身上，大肆壓榨人民。
所以趙昺以為主要還是這種“恩逮於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財取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的政策下，階級矛盾一開始就十分尖銳，使北宋統治者感到十分恐懼，擔心百姓作亂。所以要時刻防備，從而駐重兵於京師以防不測，也是北宋當時的形勢所需。
當然後繼者此後依舊堅定不移的執行這項政策，還與對外戰爭的頻頻失利有關。太宗曾兩次對遼大規模用兵，以圖收複燕雲十六州，改變被動的戰爭態勢。但由於各自為戰、策略失誤等原因，經過高梁河和岐溝關等戰役失敗後，朝廷上下漸漸失去了進取決心，也存在普遍的恐遼病。
因而後代的繼任者放棄了收複失地的計劃，把政策重心重新轉向對內，對遼采取消極防禦的政策，後來的“澶淵之盟”便是“守內虛外”的產物。而此策對於鞏固統治，防止民變確實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成為成為契丹、西夏及後來的女真貴族屢次攻宋的重要因素，最終導致了國家的滅亡。
南渡之後，為了對付不斷南侵的女真，宋廷不得不依靠地方軍頭抗金，在形勢緩和後也曾試圖收歸兵權於朝廷，但也不得不做出妥協，保留幾個大的軍鎮。而蒙古滅金後，敵人雖然變了，但是形勢反而更為緊張，禁軍在戰場上的無能，讓朝廷愈加依靠邊軍和地方軍。
在後期，朝廷一直也試圖控製地方勢力，其間的鬥爭也是極為慘烈，但是在天下大勢之下也不得不屈服。而呂氏的降元讓長江防線崩潰，最終導致了滅國。所以在新朝進入江南後，對於軍隊的部署朝臣們還是傾向於‘內實外虛’之策，避免新的軍頭產生，在內裏腹地沒有布置禁軍，隻靠少量的州軍維持地方治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