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至元初，元世祖忽必烈按照一些漢族大臣的建議開始相繼分封諸王子為王，統兵出外藩屏朝廷，設置宗王出鎮製度。如宗王所轄的鎮戍地區有漠北前線的北平王、晉王；吐蕃地區的武靖王；雲南地區的雲南王；揚州地區的鎮南王等。
不過宗王鎮戍並非隻產生於忽必烈時代，當初成吉思汗的繼任人窩闊台決定征討末臣服的欽察、斡羅思等國時就曾經命各支宗室均以長子出征、諸王以術赤兒子撥都為首；而蒙哥汗即位後，也曾經委派同母弟忽必烈、旭烈兀總督漠南、波斯等行省。
但趙昺以為忽必烈推行的這個製度有一定的優點，僅就軍隊而言，他就認為宗王出鎮製度與成吉思汗的分封兀魯思製度有一個大不同之處：分封兀魯思的軍隊是由本兀魯思的部民形成，完全是諸王個人的私屬；而宗王所管轄的軍隊則多從各個不同和兀魯思內抽出，並非全是出鎮宗王的私屬，有點現代聯邦軍的意思。
出鎮宗王是以皇室成員的身份擔任軍政首腦，代表朝廷執行軍政任務，且出鎮宗王的權力往往超越於諸王之上。這樣他就可以威懾諸王，你們反叛我就可以立刻調動軍隊去鎮壓你。而諸王的軍隊隻限於自己的部族軍，即便有聯盟，但也無法應對整個地區軍隊的鎮壓。
不過這種製度趙昺以為一樣存在風險，那就是出鎮宗王鬧獨立。而事實也是如此，由於內亂，一些宗王在鎮戍區卻乘機擁有了實際獨立的地位。忽必烈與阿裏不哥爭奪蒙古大汗之位以及海都之亂時，察合台汗國開始自行其是；而欽察汗國與蒙古的本土完全阻隔，獲得了實際的獨立；忽必烈為了爭取據有波斯、阿拉伯諸地的宗王旭烈兀的支持，把阿母河以西地區授與旭烈兀自主，於是產生了伊利汗國。
忽必烈也意識到其中的隱患。滅宋之後，他開始對各出鎮宗王及分封的諸王兀魯思普遍削奪事權，采取的一些措施包括設置行省管轄投下分地、宗王在鎮戍區與行中書省等權分治、世襲與非世襲兼行等內容。從而限製了出鎮宗王的權力，使其受製於朝廷及行省，不敢也不能鬧獨立。
現在蒙元朝廷直轄及行省的兵力受到重創，尤其是作為主力的侍衛親軍損失慘重，隻能集中部署以大都為中心的京畿地區和上都為中心的草原地區，以保證所謂的腹心地區的安全。中央軍勢弱，行省的屯駐軍無力，結果就是導致對諸王威懾力下降，且不得不依靠宗王軍還對抗大宋的侵略。
此消彼長的情況下，宗王和草原諸王的作用凸顯，他們不僅獲得了更大的權力，也獲得了更多的如稅收和征兵等更多的自主權。如此一來，忽必烈創立的宗王出鎮製度和行省製度就趨於崩潰，失去相互製約的功能。而沒有人會嫌棄地盤太小，隻會覺得自己獲得的利益太少。
趙昺清楚曆史經驗證明，在中央控製力下降的情況下，這些保持遊牧傳統的草原諸王馬上就會恢複本性，相互間征伐、掠奪，以獲取更大的利益，成為新興的軍頭，甚至是軍閥。而這又必然侵犯到傳統的中原漢人世侯們的利益，他們不會坐以待斃，也會設法自保，將進一步轉換為民族矛盾，蒙元也就將進入新‘戰國時代’。
北伐結束後，其實趙昺也在反思，他清楚一個國家製度的建立和完善需要幾十年，甚至是上百年，但是摧毀也許隻要數年的功夫。因而當下他以為北伐最大的收獲並不是收複了多少土地，增加了多少人口，而是摧毀了蒙元的現有製度，削弱蒙元朝廷的統治，使其陷入內亂。
趙昺當然明白任其自然演變，也許還會苟延殘喘多年，自己要做的不僅是添把火，還要撒點催化劑，來加速這個進程。而除了傳統的挑撥離間、隔岸觀火、釜底抽薪這些常規手段外，他還發現了一個十分有趣的事情，而這卻是來自一次偶然的談話。
對於蒙元內部的情況，趙昺一直很關心，而對一直不屈不撓的與忽必烈作對的海都也很關注。這小子簡直就是蒙元的搗亂專業戶，前後折騰了三十多年，簡直就是打不死的小強。所以他對其屢戰屢敗，卻又每次能夠東山再起，並獲得諸多盟友的支持的原因，他一直搞不懂。
直到北伐中，宋軍在戰鬥中俘獲了諸多的蒙元高級將領，而趙昺有機會都會與他們談談話，除了想招攬為己所用外，還有了解蒙元內部情況的目的。在爭奪徐州的夾溝集一戰中，宋軍殲滅了欽察衛軍，俘獲了其中一個千戶長，其參加過征討海都的數次戰爭，無意間說出了個讓人啼笑皆非的緣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