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封地的犬牙交錯，必然會與進入漢地的草原宗王封地疊加，雙方的利益衝突也就不可避免。如此新、舊貴族間的矛盾一旦激化，大家動起手來也就十分自然。他們打來打去，相互劫掠，結果就是亂了自己，樂了大宋。這些還隻是趙昺能想到的，但是可以肯定新舊製度，草原與中原間的勢力間的矛盾和衝突隻會更多。
聽了皇帝的補充，眾人也漸漸明白，陛下在蒙元草原軍南下後便迅速結束北伐，同意議和，並非是怕了他們。而是看到了新勢力的介入，會是蒙元局勢發生巨變，以其費勁的以舉國之力與蒙元攻戰，不若讓他們自亂陣腳，待時機成熟興兵再戰。
與此同時，也可以讓江南和兩淮百姓休養生息，緩和朝野間的矛盾。進而推行新政，對朝廷進行改革，完善製度和機構，達到鞏固統治的目的，為再戰積蓄力量。
而這時候陳鳳林提出了一個問題，他對在揚州之戰中，馬紹在城破之際自殺殉國一事感到震驚。其作為一個漢人，卻甘心為異族效力，並不惜自己的性命。在壽州之戰中，宋軍圍城，又有數萬漢族百姓不肯獻城投降，死於炮火之下。這種情形不能不讓人感到悲哀的同時，又憂心在此後的對蒙元作戰中會受到漢人的頑強抵抗。
韓振也表示了同樣的擔憂，在當下進行的和議中表現的最為積極的不是蒙元的皇子鐵穆耳和左相桑哥，反而是身為漢人的李謙在四處奔走，據理力爭。更讓人寒心的是身為宋人的李思衍，居然利用自己的親朋故舊打探消息，為蒙元和議出謀劃策，使人不能不擔心他們日後主要敵人反而會是同族之人。
陳鳳林的問題看似讓人有些沮喪，但是此時能從另一個角度來審視戰爭，還是讓趙昺感到欣慰，這也一種進步。可他對那些蒙元文人並不太在意，其實在金朝時期，女真人漢化已經非常嚴重，重用漢族士人治國，也使得他們能夠在中原實現百年的統治。
其實趙昺對於當下的士人應該說還是有戒心的，不僅是北宋時期大量無良士人充當女真人的帶路黨，南宋滅國之際，那些士人也是出了大力的。當然這也不能一概而論，畢竟其中還有為大宋複國出力，以死殉國的士人，但總體上還是令人失望，不能不讓人對他們的品德持懷疑態度。
不過相對來說，留在北方的漢族士人更可恨，他們不僅把宋朝看作是篡權的“閏位”王朝和島夷，甚至產生了自己的華夷觀念，把自己當成了華夏的代表。北地士人們都是這些觀念的狂熱推崇者，他們甚至發明了“漢者共天下之言也”的觀念，認為華夏文明和漢人無關。
但當真正的“蠻夷”蒙古入侵時，金朝大儒文人的表現卻很有意思。早年的蒙古人非常樸實，他們可不管啥子詩書禮樂之家，哪家的小娘子長得好就直接搶走，男人礙事就殺掉，願意戴綠帽當活王八就帶到草原上當“趨口”，這種沒出息的金朝文人一抓一大把。
元好問號稱‘北方文雄’，應該算是最為知名的儒學代表，其不僅沒有積極抗蒙，也沒有為金國殉葬，而是一邊寫詩哀歎戰爭慘烈，一邊卻在積極尋找庇護者。他找到的庇護者之一是張柔，張柔是滅宋功臣張弘範的老爹，也是元好問有著不同一般的關係。盡管元好問懷念第一任老婆張氏為金朝戶部尚書張翰的女兒，也並沒有影響娶了第二任老婆毛氏。
毛氏的祖父是金朝的烈士，同宗的長輩毛伯朋也死於抗蒙事業，但你以為毛氏就是單純的烈士後代，那就大錯特錯了。毛氏的堂姐妹分別嫁給了蒙古軍千戶喬惟忠和張柔，所以張柔就是元好問的連襟，元好問是張弘範的姨夫。並在張柔死後撰寫了《順天萬戶張公勳德第二碑》，還吹捧張柔是“自予來河朔，雅聞侯名，人謂其文武誌膽，可謂當代侯伯之冠”，可以說是極盡肉麻之事，不要臉之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