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家宅心仁厚，心係天下眾生，實是大宋億萬百姓之福！”王德聽了讚道，揮手讓人吩咐宮中雜役清理積雪。
回到淡泊閣已經是午時過，趙昺心中有事胡亂吃了幾口飯，便開始批閱今日的奏章。而想到國家初定，需要做的事情真是太多了，可自己又分身乏術，不免有些焦躁，又覺身心俱疲。連喝了幾杯熱茶才逐漸平複了心情，盡管國事千頭萬緒總要一件件處理，急也是急不來的。但是受此影響，他還是一時難以擺脫沉重的心境，不免分神想著賑災之事。
趙昺知道中國古代很早就產生了建立“國家福利體係”的自覺，《周禮》中記錄的“保息六政”（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春秋時管仲在齊國推行的“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病，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大約便是最早的福利政策記載。
不過，國家福利成為係統性的製度，則完成於兩宋時期。宋朝福利製度之發達，不但遠超前代，而且之後的王朝也遠遠不及，是一套覆蓋了“從搖籃到墳墓”、囊括了“生老病死”的救濟體係。當然，宋政府搞的不是全民福利，政府救濟的對象隻是貧民階層。
宋政府按照居民的家庭財產多寡，將全國人口劃分為不同戶等，戶等既是確定人戶稅額的依據，也是國家劃定救濟對象的參考標準，比如南宋時規定，鄉村五等戶、城市七等戶以下的家庭，如果有嬰兒出生，又無力贍養，政府即給予四千文錢的補助。
實際上宋代社會福利體係的完善卻是在崇寧年間，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曆史上著名昏君徽宗趙佶及奸相蔡京兩人搞起來的。徽宗為宋朝民眾提供的“慈善福利事業”，主要是為窮人、殘疾人和病人提供慈善福利，然後創辦了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三大前代未有的福利機構。具體來說：
（1）居養院提供的是基本生活保障。該機構的主要職責是“向那些無法維持自身生計的人提供食品、衣服和住處，尤其是沒有成年子女的寡婦和鰥夫，以及孤兒和棄兒”。按當時的規定，成人每人每天可以領取升米，兒童減半，每天還有十錢的小額現金，冬天每天有五錢的取暖費。
（2）安濟坊提供的是基本醫療保障。該機構相當於一種為窮人設置的治病醫院，安濟坊的管理條例“要求醫師記錄他們收治病人的數量，以及死亡人數，並基於這些記錄信息獎賞和提拔那些最成功的官員，例如，一名每年收留五百至一千名病人且病人死亡率不高於兩成的官員，每年可以獲得五十貫的獎勵。”同時，該機構收容隔離病人，也有防範瘟疫蔓延的功能。
（3）漏澤園旨在為城市貧民提供安葬之地，也就是公墓。安葬對象包括：死後無錢、無葬地、無親人的貧窮百姓；暴露野外的枯骨；客死他鄉者的靈柩；死亡多年且無親屬者；不知姓名的死者；死亡的乞丐等。政府安排人員免費收集屍體和遺骸進行統一安葬，目的是為了不出現疾病瘟疫、拋屍荒野，同時體現政府恤民和皇帝“憫”。所以，漏澤園是國家的殯葬福利製度，也是國家和地方政府一種仁政。
趙昺記的徽宗和蔡京這些仁政在後世被提及的很少，即便提起來也會有意隱去二人的功績，好像是忌諱莫深。他以為是人們如此是為了凸顯他們的昏與奸，有了這些‘豐功偉績’就讓大家難以再恨他們。不過卻有外國學者給了宋徽宗極高的評價。
其在文章中並不否認宋徽宗存在“虛榮”、“過分自信”這類缺點，但依然認為宋徽宗仍是一個很偉大的皇帝，理由是：“作為皇帝，徽宗應該為他的雄心壯誌，以及對許多崇高事業的支持而受到稱讚。當時的全國學校教育製度，以及為病人、無家可歸的人提供的慈善救助，這些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創舉。這顯然與多數國人對宋徽宗的印象，是大不相同的。
趙昺在入主江南後，也曾想恢複這三大‘仁政’，但是群臣應和者不少，落實起來確是不大上心，至今也隻在京師各處建起了幾間醫藥院，用以救助貧困的百姓，其它兩項一直停滯不前，仍然停留在紙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