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麵還有經濟上的考慮。北宋興辦官學，上自太學，下至州府縣學，一切費用概由官府負擔，需要大批經費，而國家經濟實力又不足以維持數量眾多的學校。南宋時，國家財政更為困難，盡管高宗曾宣稱：“朕不惜百萬之財以養士”，究竟不免因實際困難而發生動搖，以“軍食未暇，國家削弱”為由緩議恢複官學。
此外在民間，許多名士大儒也認為官學教育已經不能滿足國家“建國君民”、“化民成俗”的需要，讀書士子也深感在官學難以學到“德行道藝之實”，也對官學失去了興趣，多自尋名師，求學問道。而有識之士在激烈抨擊官學教育弊端的同時，轉而積極從事私人講學活動。
基於此，從政治上高宗皇帝總結北宋發展官學，而忽視書院，造成更多的社會矛盾的教訓中，深感支持書院的發展是有利的。朝廷也感到官學教育極不景氣，經費困難致使官學時作時輟，難以維持，卻苦於回天無術，隻好也轉而支持民間或私人創辦書院，以補官學之不足，以救官學教育之弊。
因而自籌經費，置田設學的書院所有的獨特優勢，遂應運而盛。當然南宋書院教育的勃興並不是一開始就形成的，而是經過了一個相當長的醞釀過程，其始發軔於朱熹於淳熙六年複興白鹿洞書院，又於紹熙五年複興嶽麓書院。名聞天下的兩大著名書院的相繼複興，為南宋書院的發展起了直接的推動作用。
之後，各地爭相效法，紛紛建立書院，延聘名師碩儒，聚徒講學。二十幾年後，竟蔚然成風，書院得到迅速發展，呈鼎盛之勢，直到南宋理宗朝才達到高潮，共有書院五百餘所，大部分集中分布在文化繁盛的江南之地，以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為最多。
南宋書院的勃興，不僅表現在數量大增，而且規模也有所擴大。更重要的是表現在製度上進一步完備和教育活動的內容、形式進一步豐富充實，已建立起一套比較完備的製度。從辦學宗旨、培養目標、教學內容和方式，以及教師的選聘、學生來源及條件、經費籌集和組織管理等，都有了比較明確的規定和比較穩定的條例。
南宋書院的規模進一步擴大，設施也漸趨完備，而且形成了較穩定的建築格局。一般書院多由祭祀設施、藏書樓、講堂、齋舍、生活設施五部分組成。講堂多達十餘間，齋舍百餘間，容納生徒和來訪者數百人。教育的內容和形式日益充實和豐富，特色更為突出和顯著。
南宋書院數量多、規模大、地位高、影響廣，差不多取代了官學，成為當時許多地區的主要教育機構。而讓趙昺感到哭笑不得的是南宋的書院卻都標榜反對科舉，提倡和鼓勵學生向顏淵學習，追求一種“孔顏樂處”的精神境界。
朱熹在複興白鹿洞書院時，就反複勖勉學生不要參加科舉，不要隻想做官，不要追求利祿，應當牢記古代聖賢教人為學之意，講明義理，以修身心，然後推己及人。要像顏淵那樣，居陋巷而不改其樂，鑽研賢聖經傳，隻求明誠兩進，德業雙修，道藝並進。
趙昺以為造成這種局麵，誠然是以官學的衰落和科舉製度的腐敗是互為因果的。在一定意義上說，正是科舉製度的腐敗，進一步加劇了官學的衰落與書院勃興。導致許多士人對官學的批評多從抨擊科舉製度的弊病著眼的。
南宋學者創書院講學，讀書士子熱心於求學書院，卻又與高宗支持書院發展的願望相悖，他們不同於唐末五代的士人隱居山林，以避戰亂的消極心態。朱熹等人也並非真的超俗出世，而是希望造就具有“德行道藝之實”的人才，以匡正天下，挽救世風世俗。
讓趙昺覺得就像現代人以為殺生是件極為殘忍的事情，主張保護動物的生命權，但是卻又抵禦不了肉‘真香’的誘惑，成為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矛盾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