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士人腰杆變硬背後，是他們經濟實力與政治地位的穩步提升。明初被朝廷有意壓製的南方人，終於在晚明迎來了全麵複興，江南士大夫在張居正和魏忠賢倒塌的兩次政局大變動中都撈到了相當多的政治資本，中央決策層江南士人顯著增加，並在某些時點獲得了壓倒性的優勢。
萬曆二十一年，當內廷提出蘇杭織造錢糧拖欠過多時，內閣首輔王錫爵（蘇南太倉人）就拿出‘蘇鬆重賦’的說辭，同時提出連年水旱、倭寇肆虐等理由推脫。崇禎九年，局勢更加惡化，武生李璡（隴西成紀人）提出讓江南大戶捐錢，另一大學士錢士升（浙北嘉善人）立即挺身阻止，甚至認為此舉將激起民變，要把對方捉拿*******南人最知名的政治團體要數東林黨，這個起於無錫東林書院的士大夫集團在中文互聯網曆史圈爭議極大，而趙昺以為他們的崛起無論對朝廷還是他們，這都算不上好消息。國家收不抵支，清查田賦又是難以推行，萬曆皇帝為了擴大皇室收入，派出太監充當礦監稅使，想要在日益興盛的工商業中分一杯羹。
但此時要想讓江南無聲地做好帝國奶牛已經不太容易，當年的朱元璋可以輕鬆沒收大量江南富戶的家產，但萬曆皇帝卻隻能繞開官僚體係，派出名不正言不順的太監，且幾乎每次行動都會激起大規模群體事件，而其背後都有江南士紳的影子。
張居正改革後，明代稅收由實物征收改為貨幣化征收，但江南地區的拖欠比例更是不斷提高。田賦很高，但江南拖欠的也很多，而且是越來越多。最終主要的負擔都壓到了北方小農身上，在遼餉加派中，北方農戶的平均負擔遠遠超過南方，而江南，蘇州、鬆江、常州的核心地帶的戶均負擔更是在南方諸省較低。
然而登上權力巔峰的江南士紳集團，為了自己的利益完全忽視了無可救藥的國勢，即將席卷一切的北方流民和關外的鐵騎，等待他們的是又一次天翻地覆的時代悲劇……
當然現在趙昺還不會麵臨南北士人相輕的問題，因為大宋的觸角剛剛摸到中原的邊上，在用人問題上別無選擇。而北方士人雖然同為孔聖一脈，但是由於已經分屬不同國家，處於敵對陣營，在意識形態已然產生了分裂，雙方已經勢如水火，所以他即便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還必須依靠江南士人。
可令趙昺無奈的是士人們文人相輕的惡習不改，在學術上爭論也就罷了，罵罵北方的同仁們也沒啥大不了的，還發展到了‘窩裏鬥’，大家按照地域所屬互黑，人為的製造分裂，讓他這個皇帝十分難做。而更加惱火的是那些鄉紳們並沒有表現出士人們該有的高義和愛國，卻是沾染上了一身銅臭，更為看重自己的利益。
如此趙昺不能不憂心重重，他清楚自己現在鼓勵發展工商，而作為這個時代精英的士人們不難發現其中的機會。他們中很多人有頭腦，又有些家底，很容易以此致富。積累了財富後，加之傳統的‘學而仕擇優’的思想必然會將錢財投資於教育子弟上，讓他們通過科舉入仕，成為官僚。
不要以為科舉為平民階層入仕提供了公平的渠道，其實也隻是相對而言。讀書也是需要經濟基礎做後盾的，小到筆墨紙硯，大到聘請名師、四方遊學，那都需要錢，而家無餘財的平民子弟在這方麵是無法與殷實的鄉紳們相競爭的。
趙昺身邊人多是官宦子弟和鄉紳出身，不僅是處於拉攏之意，而是他們這些人確是有真才實學。他們從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耳濡目染之下見識和眼光也非是平民子弟所能相比的，在科舉上也能更容易出人頭地。入仕後有家中父輩的提點，門人故舊的捧場，官路也會別常人更為順暢，甚至得以出將入相。
作為士人根基的鄉紳集團，他們基數大，通過科舉入仕的人數也會很多，現下也許不會影響到大局，但是幾十年後呢？誰也不會保證他們能不能形成如明末的官、商、紳、士多位一體的利益集團，進而為謀取個人利益而左右朝政，影響到國家的興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