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枋得清楚陛下之意是讓他們要如同李斯一般從時代發展上看待問題，但其中對其采用‘以古非今’的思想加以嚴厲的禁止的做法進行了批評。但他也明白製度的革新必然伴隨著血腥，始皇帝為了推行秦法，首先就決定焚書——
“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
思想是從書籍中保留下來的。從這些焚書和懲罰辦法中藏書不燒，隻是黥為城旦，但偶語《詩》《書》的卻要棄市，以古非今的卻要滅族，可知焚書是手段，禁止以古非今的反對秦法的推行言論才是目的。
焚書的次年又發生坑儒案，秦始皇在鹹陽活埋了四百六十個儒生。坑儒雖是因為侯生、盧生為始皇求仙藥不得而逃亡，激起秦始皇的惱怒所引起，但秦始皇坑儒的原因卻是侯生、盧生在別人麵前誹謗他，破壞他的威信。他坑殺四百六十個儒生，也因為他們“為妖言以亂黔首”。
謝枋得心中很清楚，焚書坑儒就當時的曆史條件來講，始皇、李斯和儒家思想的鬥爭，是統一與封國的鬥爭，是保守與革新的鬥爭，是順應曆史發展與違反曆史發展的鬥爭。當時儒生所抱的政治理想是恢複周代的封國製度，與形勢不符的；始皇所走的路是統一和集權，這是順應曆史發展的。
所以在這一鬥爭中，“是”是在秦始皇這邊的，但是這隻是自己心中所想而已，根本不敢言於外。因為自漢武帝以後，儒家是統治階級的禦用學派，儒家思想是主要的統治思想。這樣一來，焚書坑儒便成了秦始皇罪大惡極的罪名了。他若是表露出來，那豈不連容身之地都沒有了。
至於本朝，謝枋得也明白從政治製度看，宋製因承襲唐製，此後少有創製。而宋之於唐，尤如東漢之於西漢，有人事安排而無製度安排，有變更而無建樹。應該說宋儒在傳承上是十分保守的，缺乏進取精神，而幾次革新也在保守勢力的狙擊下失敗。
而本朝執行的‘右文’政策，讓士人成為時代的嬌子，士大夫階層得以鞏固，享樂思想盛行，失去了危機感，對外實行靖綏政策，主動與敵國媾和，以歲幣換得苟安；而對內卻日益嚴苛，對百姓壓榨日益增加，以滿足自己的私欲。
南渡之後，大宋隻剩下半壁江山，卻隨時麵臨著被北方金、蒙政權的侵略和吞並的危險。而且國家祖先的陵寢全部都在別人控製之下，廣褒的中原還有很多故人，一心期盼著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振興，一心盼著有朝一日王師北歸，讓他們再次歸於中原文明的統一之下。
然而在這種形勢之下，彼時執掌權力的士大夫們不僅沒有勵精圖治的精神，反倒是風花雪月的故事比比皆是，官場中充斥著浮華和墮落，偷安的思想日增。而士人們依然毫無危急感，以文人雅士自居，見天就知道享樂，國家日益衰敗，將大宋一步步帶入了不歸路，所謂文以儒亂法就是這種人。
而十幾天的頻繁會談之下，謝枋得心中也有了底數。他投奔行朝之初，也是懷著就國為民的理想，而他也親眼看到了行朝的改變，朝臣們從當初的惶恐不安變得從容鎮定，從消極應付而變得兢兢業業，從浮誇變得務實，偷安轉變為進取。
應該說國家的一場大變讓行朝的一班人的思想從內到外都發生了質的轉變，而這一切可以說皆是來自小皇帝不懈努力的結果。因為他們從一個‘小孩子’身上看到了複國的希望，從一場場勝利中相信能夠戰勝蒙元，從其孜孜不倦的努力中體會到什麼是進取進取。
現在經過多日頻繁的會談，已經對小皇帝十分認可的謝枋得，覺得自己追隨小皇帝的選擇沒有錯，且堅定了繼續跟隨其的腳步走下去，哪怕前邊的路充滿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