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朝廷收複江南後，應該說基本擺脫了在瓊州之時入不敷出的局麵，可也隻能說略有改善，勉強能夠持平。此次北伐，軍需消耗甚大，兩年多的積蓄便蕩然一空，還不得不靠超發紙幣還維持財政的平衡，而後續建設所需依然巨大，也就難怪小皇帝要急於‘斂財’。
說實話，王應麟也清楚當前朝中的官員對於如何解決財政困難的辦法不多，主要還是依靠夏秋兩稅及商稅，但是在對土地的利用已經趨於飽和的狀態下，難以再獲得長足的增長。小皇帝在此時提出發展工商以增加商稅收入應該是恰當其時的。
但是小皇帝‘重商’的想法遭到一些官員的反對，他們以為這是舍本逐末之舉，將會破壞農業生產，使人為惡的惡政。而過去一直被理學派打壓的事功學派，則對小皇帝的想法十分支持，他們這一派繼承並發展了傳統儒學中“外王”和“經世”的一麵，講究“功利之學”，認為“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
加之事功學派主張“通商惠工，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反對傳統的“重本抑末”即隻重農業、輕視工商的政策，且不純粹講究個人的心性修養的觀點，可以說與小皇帝的想法不謀而合，因而再此爭論不休的關鍵時刻，陛下選擇事功學派也就不足為奇了。
王應麟也意識到小皇帝讓自己繼續留任，主持革新的原因大半也在於此。但他也知道其中的風險，按照千年的傳統，君王的職責是治吏，也就是治官，不是治民。民是由官吏去管理的，百姓哪兒出了亂子，責任在官吏，官吏有貪瀆腐敗的行為，不能去責怪百姓。
本朝的儒士基於此學，常論“天下之亂係宰相”，也就是說出了差錯，責任在於相，而不在於皇帝。王應麟對此十分明白，大宋曆史上曆次革新盡皆失敗，即便有所改變，也並不完全，而主持革新的人下場往往淒慘，雖不至於丟了性命，但身敗名裂，貶嫡致仕是免不了的。
王應麟看看似在閉目聽經的小皇帝，眼神卻逐漸堅毅起來，想想自己十九歲中進士，二十一歲在衢州任主簿，任官的同時勤於讀經史，三十四雖因文章優易和學問的廣博，考上最難的博學宏詞科，官至禮部尚書。而生不逢時，外有蒙元入侵，內有權臣丁大全、賈似道等主政，難展平生所學。
後來在臨安陷落之後，王應麟投奔遷往瓊州行朝，方得到重用，進而入相。想想自己如今已經六旬有餘，尚覺未能一展自己的才華，而今若是放過這個機會，也隻能致仕還鄉。現下小皇帝勇於進取，立誌革新，又意在挽留，自己又何惜此身，能夠為國為民做些事情也算不負此生……
不知何時，趙昺已經‘還魂’，他偷眼打量王應麟，見其一副釋然的表情，知其已經接受了自己的理念，決心追隨自己。再看謝枋得則是一臉平靜如初，並無什麼異狀，不過對於用其當年其實頗有爭議。
時有人稱，謝枋得曾有‘從道不從君’之語。在參加進士考試時受抑，他不從還鄉，可見他對皇帝存在一定的不滿情緒。特別是太皇太後謝氏命令各地臣民降元的詔書時，謝枋得並不服從。後來謝枋得談到不遵太皇太後‘詔令’之事時，又曾言：君臣以義合者也，合則就，不合則去。從中可見，其對皇帝並非隻是無條件的忠誠。因此有人以為不能對其予以重用，以免做出背君之事。
趙昺對此倒是不以為然，畢竟他是來自現代社會，在那會兒當老板的不仁不義，自己就可以義無反顧的辭職而去，甚至還可以舉報其一把偷稅漏稅，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而自己雖然沒有‘背叛’老板，可以將其剩下的物資私下都給賣了，隻是自己沒有落到好處，還被困在船上了。
所以，趙昺覺得對其的‘忠君’態度可以一分為二的看，當皇帝代表民族和國家利益時，他自然會報以無限忠誠。而當皇帝的旨義與其恪守的思想不一致時，他也不會無條件服從皇帝的命令，可這也可以說其中有著‘士為知己者死’的意思。一旦他認同了自己的執政理念，便會報以無限忠誠，為自己出生入死而無悔……